昨天晚上在财经频道看到一个某外企在中国的老总在秀才艺。像那种四五十岁的当老板的，比较常见的才艺可以是吹个什么管弹个什么琴，或者书法绘画之类的。但这个老板在那儿秀的才艺是指挥。只见他一个人在那里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或做抽风状，或做陶醉状。镜头一转，他的身前却是空无一物。

其实类似的事情我小时也经常做。我上中学那几年，那时候还听不起激光唱片，那时候都是自己用磁带去从黑胶盘唱片翻录，或者是从广播里面翻录，或者是去延安路的中图从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些进口磁带里面买一些回来。当时就录了一盘天鹅湖组曲，用一个双卡的机器里放出声来，然后拿一根我妈妈织毛衣的绒线针，在空中胡乱挥挥，仿佛自己是卡洛斯克莱伯。

我比这个老总高明的地方在于：我只在自己家里意淫，而他跑到电视上当着很多人的面意淫。我小时候并没有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个指挥，但我觉得那个老总是打心里觉得自己是一个指挥。或许他们公司里会有好事者专门请一个乐队来，给他们的老总过把瘾。这个乐队自然是经过反复训练的，单单练那一支曲子，练到就算没有指挥，整个乐队也能把曲子给顺利的演完。那个老总需要做的就是站在指挥台上，跟着音乐舞动身体和四肢。

晚上十二点五十七分。回完最后一封邮件，点了那个“Send”按钮，正打算去睡觉，突然发现Outlook的右下角出现异样的提示。连不上该死的邮件服务器了。试着打开IE，试着用https://mail.microsoft.com重新回邮件，得到的是HTTP/1.1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一点十七分，终于放弃挣扎，很不心甘情愿的准备去睡觉。

如果能够在凌晨四点钟回家之前把code check-in进去，就能很香的睡到第二天十一点多。否则，九点多就醒了，就惦记着要看BVT的结果。如果能够在去吃晚饭之前把上个礼拜的China team test status report发走，晚饭就吃的无牵无挂。否则，心里就堵一小块疙瘩。就算是给自己家里装书橱，也一定要等到一切搞定，连地板都扫干净擦干净才能去睡觉或看电视，否则就觉得心里不舒畅。

这就是本人的性格：总是责任心在作祟，不干出阶段性成果就不吃饭、不睡觉、不回家。

老板们肯定是喜欢此类责任心作祟的手下的，干活靠得住啊。不像有些人，一到钟点就拍屁股走人，或是活干到一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交代清楚就休假。这种人还说不得，说两句就拿work and life balance来挡。听他们振振有词的说work and life balance的时候，我真想问问他们为什么在公司的电脑上装QQ。

四月份在美国的时候我买了一个CANON Digital Rebel相机，也就是国内所称的CANON 300D。二手的，花了我四百三十美元，带一个俗称“标头”的镜头，18-55毫米的那种。其实之前我一直在用的KODAK LS743状况还相当好，用了两年拍了三千多张照片。经常被人问及某张照片用什么相机拍的，每次我都很诚实的回答：一个柯达的四百万像素DC。之所以买了这个佳能的，只不过是觉得那个镜头不错，18毫米的广角很好用，站在高楼跟前也能把整幢楼都拍下来，不用缩到墙角也能把整个房间都收到一张照片上。照片的意义是告诉看照片的人拍照片的人看到了什么。佳能这个相机能更好的告诉别人我看到了什么，仅此而已。

我基本上没想过要给这个佳能的相机再买什么镜头，更不会像PCHOME里的很多人那样端着高级照相机整天拍拍静物、拍拍微距、拍拍花鸟鱼虫什么的。说到PCHOME，里面还有一类叫做“外拍”的活动：一群人，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价值不菲的照相机，或者是专程奔赴一大片油菜花田，或者是约在一处对着一个花钱请来或者友情出演的（并不怎么漂亮）的年轻女子一阵咔嚓乱响。这类活动令人很不可思议，让人想起另一些人（有钱人），买了几万块钱的高级音响放在家里，但大部分的时候放的都是试音碟，其中大部分的时候是在有客人来访的时候。

高级照相机和高级音响器材真的有不少共同点：首先，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其次，有钱的都喜欢买；然后，有钱人买回家去基本上都不能物尽其用。我公司里有一个典型例子：伊在微软呆了好多好多年了，早在纳斯达克起泡泡之前多年就进微软了，因此算是有钱人了。伊的相机是NIKON D200，镜头好长好长的，还有一个硕大的闪光灯顶在相机上。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同事一起去城里吃饭，吃晚饭出来伊从车子后箱里掏出那只D200，说“我给你们拍张照吧”。正好我们也想拍照留念，就摆好姿势和表情拍了若干。但此后就无下文了，久久也不见伊把照片发给我们。过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跑去问伊，伊才把照片拷贝给我们。我放在自己机器上打开一看，好家伙，基本上每张照片里的人都是糊的，没有一张对焦是准的。所以说相机好坏是一方面，端着相机的人是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有了好的相机就忽略了磨练拍照技术（不过绝对不是靠外拍来磨练）。

在没有数码相机的年代，不好好磨练拍照技术，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前几年，有一次中学同学聚餐吃饭，席间一个同学拿出伊去新马泰蜜月旅行的相册来给大家传阅。大概当时数码相机还没有如近日这般几近人手一只，我那同学的蜜月旅行照还是用胶片傻瓜机拍的。只看到其中凡是拍人像的那些，十张里有四五张是糊的，要么是因为手抖抖糊的，要么是因为对焦没对准拍糊的。伊当时要是有数码相机就好了，拍完了就可以看一眼，发现拍糊了就重拍。好在现在新马泰也不算什么很昂贵的旅行，大不了等到结婚N周年纪念的时候再去一次，重新拍。

所以说数码相机是有助于减少垃圾照片的：拍的不好的，删了就是，要是胶卷的拍坏了，不扔留在家里是垃圾，扔了还污染环境。只不过大多数人都敝帚自珍，舍不得按DELETE键，有些人还喜欢拿出来放到PCHOME之类的地方显，垃圾于是泛滥。这些都摆科技所赐，并非数码相机一家独有。博客让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当专栏作家，因此制造了大量垃圾文章；DV让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当导演，因此制造了大量垃圾录像；PODCAST让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当名嘴，眼看着大量垃圾音频即将被制造出来。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些科技象征着民主：以前只有摄影记者有权力随心所欲的拍照片，任由菲林被谋杀，反正有报社杂志社图片社出版社买单。数码相机取消了摄影记者的特权，是个人就可以随便拍，拍到存储卡被塞满，大不了再买一张更大的，反正这年头存储卡正依照着摩尔定律在往大白菜的方向上发展：每隔18个月，容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

用我的手机摄于上周某工作日晚上下班后港汇门前的空地上。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在给一个看上去是他母亲的人拍照，背景是港汇。小男孩身前地上的就是他用的数码相机，架在一个超级袖珍的三脚架上，小男孩认真的在摆弄着相机取景。小孩人不大，一招一式一点不含糊，居然还知道拍夜景要用三脚架。

这两年扔掉了不少书。不单单是杂志，而且还仍了很多正儿八经的传统意义上的书——从书店买的书。扔杂志是我一贯的做派：走在路上，买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然后边走边看，在到达要去的地方之前看完，就随手扔进了垃圾桶。但扔书是需要一点理由的。钱钟书的理由是他能把书都记在脑子里，所以家里不要存书。我的理由是居无定所。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前前后后租过五六处房子，去北京之前还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住过一小段时间。书太重，不好搬，有些书就被我留在了北京；书需要用书架放，没有书架就感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让读过的书留在家里；租来的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中国人又没有搬家带着家具走的习惯，所以就不想给租来的屋子买书架。于是，很多书就被扔掉了。

唱片也被我送人了。那时候唱片慢慢变多起来，放不下了，就只好把盒子都拆掉，放在唱片包里节省地方。后来唱片包也越来越多了，连唱片包都嫌没地方放了，就把早年念本科的时候买的百余张唱片送了我姐。把那些唱片送走的时候真心疼，本科时候每个月生活费只有四百块钱，在广元西路的“华韵”买那些唱片都要三十块钱一张，哪像现在，跳水池马路对过那家，挑上一叠都只要几十块钱。

这些年，每次买新唱片和新书的时候都在想，总有一天我要有一整面墙的书架，把这些书都塞满书架，把这些唱片都从唱片包里放出来，把折起来和唱片一起放在唱片包里的封皮装进簇新簇新的单片唱片盒里，让他们重见天日。再要听唱片的时候，先站在书架前打量那些唱片们，然后直接抽出一张来，再也不用在一堆唱片包里翻来翻去。

现在他们终于重见天日了，我也心愿得偿。宜家买的四个书架两个唱片架，总共两千块钱出头一点点，放在一起有两米宽两米高，花了我整整一个晚上吭哧吭哧装起来的。装头两个的时候挺新鲜的，装到后面就无趣了。他们管这叫什么什么边际效用递减。唱片架买少了，两个唱片架已经塞满了大半，还有五六包唱片还没放出来；书架还很空，有一半的格子空着。那就慢慢填吧，估计需要那么几年时间，或者更长时间：现在工作忙了，博客也没得空常写了，看书的时间也少的很。但就算让一些格子空着，我也绝对不会买几套什么什么全集把他塞满。谁家的书架书橱里要都是成套的部头，主人一准是个假文化人。咱不是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