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就一定要遵守吗？

这是一个会给回答者带来风险的问题。

如果不假思索，给出的答案将是肯定的。

但如果真的如此执行，不出 24 小时就会被现实的种种矛盾击败，尤其在封控中的上海。

混乱的规则下讲规则的人的困境

我喜欢的上海，就是一个讲规则的社会。大家看中规则，发现不合理的规则会去抗争，对于好的规则极力遵守。

一个疫情下，上海的形象一落千丈，无数带着 bug 的规则从天而降，让习惯了遵守规则的市民一下子蒙了，虽然也依然和不对的规则抗争，遵守合理的规则，但短时间产生的混乱无法避免。

对于坏的规则，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怎么选择呢？

有人选择了遵守规则，即便它是错的；有人选择了用不遵守规则作为反抗，就如同我们小区的几位英雄对抗楼下的铁栅栏一样。

不管怎么说，两种做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答案，短期无法达成一致。

就如同在平时，天上掉下来个 1+1=2， 和 1+1=3，大多数人能够一致的选择前者，社会运行平稳，井然有序。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天上没头没脑地忽然掉下来 1 ，和 2 两个选择，让人们怎么选？因为没有参照物，选 1 的和选 2 的都为数众多，这本身在所难免。

无论大家做什么选择，都可以理解。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个人对其他人的选择的态度。

如何看待别人的选择

我观察到，作为一个城市，大家对于别人的选择的态度，不一致，多变，矛盾，且不自知。

在各种事件中，如哲学家一样稳定地维持着自己的标准和理性的人不多。在不同的情境下，我自己反思，也经常用不同的标准，矛盾的理论，做出变色龙一般的反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疫情早期的时候，在悲情的情境下，大家对于强制老人转运方舱的事件，未成年母子分离转运的事件，对于因为防疫要求无法及时进入医院耽误了治疗的事件，在网上疾呼。

我们痛恨那些冰冷的规则，痛斥所有僵硬地执行规则的人。那些规则，是所有人面前软弱的靶子。大家尽情地谴责，把能找到的最大的石头投掷到那个靶子之上。

而一旦到了自己的身边，似乎规则的地位又忽然提高了很多。当会影响封控的时间的时候，同样的规则又成了坚硬的盾牌，用来保护着自己的利益。

大家一边痛斥足不出户的规则毫无科学根据，一边更加猛烈地痛斥不遵守这一规则的邻居，拍照片发到群里面，打电话去投诉和举报；

大家一起批判每日核酸的必要性，又要求邻居和自己一样去做核酸，以免影响解封，虽然这种呼声从第一天到现在越发软弱下来。

更有趣的是，在群里面强烈地批判邻居违反封控区足不出户规则的，自己却大摇大摆地在小区里面散步，跑步或者取快递。

他们在要求别人遵守规则的时候，又化身维护规则的正义斗士；在自己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化身反抗规则的正义斗士；在检举揭发邻居的时候，又变成维护规则的正义斗士。行为一百八十度的翻转，内心却依然认为自己是正义斗士。

如此看来，疫情期间的各种争论，哪有那么多流派，基本上只有两派，就是允许自己做，也允许被人做派；允许自己做，不允许别人做派。除此无他。

乱世中难得的体面

我也看到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选择自始至终一致调和且一致。

他们对于规则自己做了选择。

无论他们认为规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选择是遵守，还是不遵守，他们至少对其他的人保持了同样的标准。甚至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无论自己的选择如何，都对不同选择的邻居给予善意和包容。

对自己和对别人，标准保持一致，而不是双标，是乱世里一丝难得的体面。

我特别喜欢研究外国文字（只是文字，不是语言）。比如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啥的。（《花个十分钟，背一张密码表，应该就能看懂很多俄文，这学习的性价比超级高》《10分钟西班牙语教程》《10分钟日语教程》《10分钟俄语教程》《10分钟韩语教程》）

我也喜欢感觉一下不同的语言对于思想的影响。

在两种情况下，我尤其能够感觉语言对于思想的限制：

一种情况是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

一种是在疫情看到大家论战的时候。

世界是模拟信号，而脑子是数字信号，语言是模数转换器

以温度为例，自然界中，从 -273.15 度，到上万亿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跟模拟信号一样，即便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能接触到的范围，从 -20 度到 100 度，也可以至少分成 120 份。如果愿意，还能无限细分下去。

而人类的语言是如此的贫瘠。把真实世界的温度大体分一下，基本上就是冷和热两类。

如果词汇量再大一点，热的领域还有温，暖，炎热，炽热，白热等等。

冷的领域，有凉，冷，冰冷，冻，寒，严寒，酷寒等等。

算来十几个词。算是2的4次方吧。基本上也就这么多了吧。世界的温度的多样性，就被我们压缩到了十几类里面。

当我们脑子里面这样的词语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才有可能越准确

而我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只会 caliante 和 frío。所以，用西班牙语思考，这个世界在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两种状态： caliante, frío。其他的状态呢？那就是哑巴吃黄连的状态，既然说不出，其实也很难想得出。后来我知道了 muy 和 un poco de 两个形容词，一下子把我的认知扩展到了六类（非常，和一点点），感觉自己的思想深度都增加了。

这次疫情期间，大家讨论的时候，都喜欢用标签讨论，先逼对方回答，你是 “清零派” 还是 “躺平派”，就好像这个复杂的世界，除了这两种状态，没有其他的多样性，不存在中间的状态一样。

当认知的种类有限制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对于世界用二分法，就如同孩子一样：

这个人是好人，坏人；

上海糟透了，上海太棒了。

他们无法相信一头大象，怎么可能既像扇子，又像绳子。

因为在简单的认知里，既像扇子，又像绳子，还像柱子的东西，无法用一个已知的词汇描述。“既然无法描述，那肯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看到这个世界冲突的信息，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只能相信，有人在说假话，而且是故意说假话，而无法理解大家说的可能都是真话。

当我们不能说出颜色的名字，就是不认识这种颜色

颜色也是一样。如果你问我，能说出多少种颜色，我觉得对中文的掌握其实不比西班牙语多太多，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差不多是我的极限，但如果你问一个专业的艺术学生，她大约能够分辨出猩红，爱丽丝蓝，普鲁士蓝，洋红，品红等等上百种名字。

是我的视网膜没有看到这些颜色的能力吗？不是，仅仅是我的脑子里的神经网络，没有办法对这些细微的生物电刺激形成抽象的分类，当脑子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我只能说，这些颜色在我的世界里，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狄更斯写《雾都孤儿》之前，伦敦并没有雾；梵高画阿尔勒的星空前，那里的星空并不灿烂。不是真实世界没有存在，只是在人们脑子里的神经网络中，并没有这样归类。

归类方法的不一致

世界的复杂，人类沟通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归类的复杂，甚至两个都做了归类的人，他们的归类方法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以不同的语言为例。不同国家对于同样的温度频谱的划分就不一样。

如果画出来一个多少度到多少度是热，另外一个区间是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英语里面多了一个 cool 这个单词，这个划分大约在20-28度之间的区域，似乎在中文里面正好在凉和冷之间的两不管地带，所以只好音译出来一个“酷” 字，来勉强解决这个难题。

再比如青い ，在日本就是蓝色到绿色的一个大大的区间，而中文似乎又找不到对应这么广泛的一个词，蓝色就是蓝色，绿色就是绿色，不存在一个统儿总之的说法。

如果对于温度，颜色等这么简单的事物都难以找到统一的方法分类的话，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人类知识，各种思潮，描述的难度可想而知。

被语言限制住的沟通

于是，在日常沟通里面，如果我发现一个人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用的是简单的词汇，或者标签化的词汇，就要小心，或许很多你脑子里的东西，他并无法区分那些细致的区别。需要避免与之进行讨论。

即便都是中文，也需要对于一些口袋类的标签进行细化，否则，一个“清零派”和另一个“躺平派”，争论的面红耳赤，其实主张大同小异。

作为人类这种物种有的时候真是无奈。我们只能用语言思考，用语言来交流，而我们的思考能力，实在难以超越语言的限制。

拓宽自己的词汇量，也是在拓宽自己思维的颗粒度以及边界。

自从卸任了小区核酸检测志愿者的身份，似乎一下空了很多。最近的一个月，看到了以前十年都没有看到的人性的复杂。想说很多，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想写很多，却只写了日记，不适合发出来。不如换换脑子，继续思考一些 “无用的知识” 。

昨天提及了语言的限制（《我们只能用语言思考，而我们的思考能力，难以超越语言的限制》），不妨继续沿着这条线索去探索下去，思考一下语言的有趣的定义规则。

英文高级词

不经意遇到过一个英语专业八级的词汇，叫 gape。原文是：

啥意思呢？赶紧查字典，字典的解释是：

原来是大张着嘴巴瞪着眼睛的意思，是一个叫做 stare 的动作加上一个张嘴的动作。那什么是 stare 呢？英文解释为

如果自己品味这些词，你会发现语言的定义和编程多么相像。我们有两个函数：

function gape() {  stare();  mouth_widely_open();}

function stare() {  fixedly(    directly(      look()    )  );}

语言就是这样迭代，用简单的词，加上一些修饰词或者加上另外一个意思，组成一个新的意思，并且定义为一个新词。

语言是迭代的定义

三年级的小学生就把最基本的词学完了，但这远没有到掌握语言的地步。还有大量的基本词定义出来的词，就是所谓的“高级词”，还没有学。这其实并不阻碍表达，但表达得会啰嗦。

比如一个小学生不会说 stare，但会说：look directly and fixedly。甚至还会说：look directly and fixedly with mouth widely open。这么长一句，他本可以说：gape 就结束了。

前者不但啰嗦，而且很难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表达，同时一旦表达的复杂性增加，就会产生嵌套，不容易理解。

编程就是这样。如果 look directly and fixedly 常被使用，程序员会定义函数为 stare( )。

如果 stare with mouth widely open 足够常用，就会定义函数为 gape( )。

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一种奇怪的动作 gape with left legs kicking and right hand swinging 要是真的用得多了，他们就会定义一个新的词，比如说gakiswing 什么的。这就是术语的由来，也是黑话的起源。

那些别的语言库里面定义的意境

昨天有人留言，教会我了一个新词，是意大利语，Culaccino，意思是

这是个很有趣的意境。这个意境，用中文怎么翻译，如何表达呢？或许我们只能说 “冰杯桌印” ？或者简化为 “冰印” ？

类似的，西班牙语里面 Sobremesa 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词，它的意思是：

封控期间，志愿者撑起了上海运行的半边天。在居委，物业人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志愿者填补了中间广阔的空白。从核酸检测，到物资团购，到分发，到特需的帮助，他们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温暖和和谐的主旋律中，志愿者和居民之间的冲突，志愿者的委屈和崩溃，也不少见。

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志愿者，我来分析一下。

能力上的挑战

首先，从能力来说，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个复杂的环境，从项目管理，沟通管理，组织管理角度，都存在不小的挑战。

从项目管理角度：任何项目本质都是一个赶 100 只鸭子从徐家汇到人民广场的一次性努力，抓了这只，跑了那只。更何况是 100 个大活人呢。大可不必抱怨大家不听自己的指挥。

从沟通管理角度：听到有志愿者抱怨自己说了很多遍，大家还是听不到。这其实太正常了。沟通管理中间很重要的，是 over communicate 。一件事情跟一个人说了 10 遍了，下次见到他的时候，要记得说第 11 遍。说的内容要简洁，要一致，这是基本的沟通技巧。

邻居们毕竟不是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然后进入 “立正，稍息，请领导讲话” 的状态，只有这个时候，你才只需要说一遍大家都听到。所以大可不必崩溃。

在小区微信群里面，一个邻居问：“到 12 楼了吗？”， 你回答“到18楼了，马上就到”，另外一个邻居立刻问：“那 12 楼到了没有？”。不必生气。一遍一遍的重复，一遍一遍地回答一模一样的问题，这本来就是志愿者工作的一部分，就跟分发物资，搬了一个箱子，还需要搬第二个箱子，甚至还要搬第30个箱子这事儿一样。

从组织的角度：大家的行为和你预期的不一样，太正常了。告诉大家要做什么，还要把意图一并告知。否则就会出现上一级街道出现的，反复核酸，却没有告知意图一样的事情。大家当然是不配合的。

至于志愿者和居民的冲突，也和创业公司，甚至婚姻一样，从早期你侬我侬的蜜月期，随着封控的持久战，出现一些裂痕也很正常。我们先把居民应该怎么做放一放，单从志愿者的角度分析一下，如何缓解。

据我观察，居民最喜欢的志愿者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干体力活的，比如配送志愿者。他们最辛苦，干的活最难，也从不展现任何权力。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他们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基本上比较少出现什么口角。

第二种，是默默无闻的。人勤快话不多的那种，存在感很低。但是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一旦发现，也是赞誉有加。大家认可，他们除了帮助了小区，似乎没有产生任何让自己不快的行为。

除了这两种以外，还有一大类，就是哪怕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力的志愿者。权力是魔鬼。这种时候，最需要考验志愿者的定力，自省力，和分寸把握。这类志愿者最容易和居民产生冲突。

我就属于这一类，汗一滴没有出过，仅仅躲在手机后面，指手画脚。对于这一类志愿者的心理，我是通过拿手术刀对自己的内心剖析揣测的。

自我关

这一类志愿者最大的一关，就是自我（ego）。

举个例子，如果自己安排核酸检测，通知 18 楼下楼。18 楼告诉你，不行，我不方便。这个时候，这个负责敲门的志愿者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

如果再次敲门，说希望他不要影响到后面的邻居时候，自己的情绪，到底是出于对于秩序的维护，还是对于个人自我（面子，ego，权威等等）的维护呢？

这中间的界限非常非常模糊，不足为外人道也，自己不仔细觉察，也很难分辨清楚。

或许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维护秩序，但如果正好遇到态度不好的，或者屡次冲突结下梁子的，就很难说了。这个时候，跨越那根精微的细线，放大手中的权力（哪怕小到仅仅是安排核酸秩序）的冲动，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内心的小恶魔。

如果再次敲门下手重一些，喊的声音更大一些，甚至更加过激，从居民的角度来说，“谁给你的权力？” “你算哪一个？”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等等的质疑就会出现。

居民如果没有深厚的修养，可能很难理解作为志愿者可能已经上下楼跑了5个小时，大白服都已经湿透了的窘境，而仅仅从一个正常的守法公民的角度提出质疑一个并没有被授权的志愿者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这是谁的错呢？只能说，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发生冲突，那是志愿者和居民双方的涵养都到了一定的高度。否则，放在大多数的正常人身上，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权力关

如果往更大里说，如果手中可以安排的事情范围比谁什么时候下来做核酸更大一些，涉及到团购物资，公益筹款，志愿者团队组织等更大的事项，我们就更需要提防自己内心的“小我”，不断的分辨，这到底是出于公益，还是出于对于 ego 的维护？

这个特殊的时期，普通人忽然被赋予了权力。而历史教会我们，人性在权力面前没有抵抗力。

无论这个权力有多小，赋予的人有多高尚，诱惑力都不能小看。

疫情时候的权力，是直接指挥具体的人的：我让你排队排在这里，你就不能排在那里。这种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的权力满足感，可能会超过在公司里面虚拟的指挥几百名员工。

诚然，志愿者都很辛苦，付出颇多，但不要让这最容易掉落的陷阱，抵消自己的所有努力。

疫情后的志愿者要学会放手

疫情就要结束，志愿者也要学会跟华盛顿一样卸甲归田。

刘勇同学说：志愿者不是个人的舞台。我深以为是。

虽然在志愿者这个战场流过汗，通宵过，但也要学会放手。在小区归于平静以后，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

若要有事，随时伸出援手；但若无事，就让志愿者组织消散在 2022 年春天的记忆里面，切不可留恋。

在占据大家很多时间的小区微信群里面，大家年龄相差50岁都很正常，生活背景的差异更是千差万别。观点的差异性可能是所有群里面最多的。聊聊团购，发发段子，总是雅俗共赏，但如果一旦涉及严肃的讨论，就会很快变成争论。

在这样的群里面，估计要不了 3 句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一场即将进行的争论是本着交换思想，为了探求真相而做出的，而仅仅是为了发泄情绪。

如果判断为后者，迅速在合适的时间扔出来一个原子弹：“你对”，“你说得有道理”，可以立刻终止战斗，换来自己内心的平和，以及微信群短暂的和平。

Elon Musk 据说说过一句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处的话：

因为，“你对” 这句话是很多人唯一需要得到的，除此以外，你说的一切他/她都不关心。如果自己发现在讨论中无法得到思想上的营养，这个一招制敌的神器可以派上用场。K.O.。Game Over。

我还有另一个异曲同工的神器。

如果，当别人问自己为什么做已经做出的选择的时候，与其争辩，不如理直气壮的说 “因为我傻呀”，可以给自己壮胆，也省去很多的没有必要的争论。因为愚蠢，在我内心，就等于勇气。详见这篇文章。

用一招制敌的神器，果断离开争论，用节省下来这些时间和精力，看看书，跑跑步，喝喝茶，都很好。

也找一些真正可以争论的朋友聊天。他们是我们一起接近真理的旅伴，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比赢得一场争论更重要的及时判断，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一场争论。

街道又发物资了。这次发了粽子。邻居里的老外一头雾水，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吃，在微信群求助。

我这个不会做饭的，给人家写了个英文操作手册：

1. You lock the two Zongzi down in a boiling pot, and ask them to self quarantine for 15 minutes. Stepping outside the pot not allowed.

2. Test them with a chopstick every minute. If the test result is negative, keep testing them until they become positive.

3. After they are tested positive, extend a 7 minutes (close lid) + 7 minutes (open lid) lockdown arbitrarily.

4. Finally, released them to your district level dish, and eat them.

5. Remove the string and green protective gears if you find the green salad too hard to eat.

用中文说：

1.  把粽子封控在煮锅里。要求他们居锅隔离 15 分钟。期间足不出锅。

2. 拿一根筷子每 1 分钟检测一次。如果是阴性，继续检测，直到检测为阳性为止。

3. 锅里有阳性粽子以后，按自己意愿随意延长封控 7 分钟 + 7 分钟。

4. 最后，把粽子释放到区级盘子里面。开吃。

5. 如果粽子的绿色防护服吃起来太硬，可以考虑先移除。

不知道他们能吃上粽子吗？

我想，他们会含泪吃掉同病相怜的粽子的吧 。

后注：昨天的文章《“你对” ：微信群一招制敌神器》里面的链接不能点，这是正确的链接：《总算明白 Stay Foolish 指的是什么了》

《中欧商业评论》准备拉我和刘勇同学一起直播聊一聊封控期间的自组织和商业模式，涉及如下的一些问题。我先简单回答一下，理一下思路。

问：团购代表了一种自发式的市场经济，其为何能如此高效，又为何能在特殊时期，胜过统购式的计划经济，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简答：社区团购其实并不是更好的商业模式，它仅仅是在常规市场经济被完全压制以后的，居民自我救济方式。仅仅比啥都没有，或者比起计划经济的保供来说，更优而已。所以这个话题，就跟探讨山姆店旁边的扁担运输为什么比开车运输更加高效一样，是一个先要问真假再讨论为什么的话题。

问：曾在2020年火极一时，又在2021年节节败退的社区团购，为何能在上海疫情期间，焕发新的生命力？此次上海的社区团购，与此前火极一时的社区团购模式有何不同？

简答：社区团购，除了对于一些特定的品类，比如高价值的海鲜，因为集中采购和配送有优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品类，从运营效率，交付成本，选择多样性，送货实效性等不如专业平台。在疫情期间，作为唯一还可以使用的渠道，加上志愿者，团长无偿劳动的补贴，以及采购者对于时效，价格等敏感度下降，是可选的最好的方式，但随着市场经济恢复，大多数会在疫情之后归于寂静。我们会怀念这种有温度，雪中送炭的经历，却会用脚投票，回到更高效的方式中去。

问：为什么很多志愿者没有坚持下来？能否构建好的组织文化，怎样做到随问题动？怎样做到管理上的“小自我”？疫情结束后，小区内志愿者工作还能持续吗？如何让非常时期成立的短期自组织，变为长期模式？

简答：疫情过后，若要有事，志愿者会随时伸出援手；但若无事，就让志愿者组织消散在 2022 年春天的记忆里面，切不可留恋。参见《警惕权力的诱惑，志愿者不是自己的舞台：一个志愿者的自白书》

问：通过此次疫情，结合对于封城时的见闻，您们对于管理上有哪些思考？

简答：疫情的志愿者和小区自治管理，是传统商业里面的管理的一个实验室，参数换了换，可以得出和公司里的环境完全不同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在于组织的稳固度。公司里面至少是有面试的，不太会把年纪，学历，认知，背景相差太多的人放在一个工作环境，并且因为大家基于经济上的绑定，整体是一个相对强绑定的组织环境。所以对很多管理问题容忍度较高。而在志愿者组织内，或者在小区的邻居之间，组织的稳固度极低。

比如一个志愿者的 “自我” 稍微大一点，公司里面下属可能会愿意忍耐，而在志愿者组织里面，因为松散的特质，可能就会产生组织分崩离析。

所以，在志愿者组织里面的确可以观察到很多在公司组织里面更加多样化，更不受干扰的人类活动的现象。对于人性的观察，因为在微信群里面，内心世界的表达更加直接，可视，所以更加容易。是一个很难得的理解组织和人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抛开经济利益的强绑定力，更深刻的理解组织。就如同在太空里面更容易研究力学规律一样。

更多的讨论，欢迎 5 月 16 号晚上 8 点- 9 点半一起来聊。具体参加的链接晚些发出来。

上海封控这一个月的经历，对我的影响，超过了过去的几年。

每天都有很多思考，好在自己喜欢写字，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过些年重新翻看的记录。

我无法像很多人一样宣称自己看到的就是整个上海。我最多最多看到了我周围能够触及的上海这头大象的2500万分之一的区域。

这些区域，对我自己，弥足珍贵。却对于整个上海来说，仅仅是非常偏颇的一隅。

如果有任何人，希望窥探自己生活之外的一个角落，欢迎静下心来，慢慢阅读。

经济

最核心的问题：到底是冒着风险过有品质的生活，还是龟缩起来过痛苦的生活。

下一个问题：如果为了达到有品质的生活，应该采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人性

在既定的规则下，当连坐制度让所有人的幸福依赖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牺牲的时候，人性会让我们怎么选择？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人性避害趋利，理性和感性博弈的结果在驱动着我们的行为。

规则

规则一定要遵守吗？对规则的看法的分歧，导致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更导致我们如何看待邻居的行为。

组织

当一个人拥有了权力，哪怕是志愿者手里面小到看不见的权力，它将如何驱使我们行动？如何把我们诱入陷阱？

沟通

在一个自组织，从第一天就摇摇欲坠的松散志愿者组织和小区群里面，如何沟通？如何面对指责和争论？

科学

关于新冠以及复杂系统的一些事实。

生活

在无确定的环境总如何生活，甚至找到一些蜗居中生活的乐趣。

我们一起经历了封控，希望我们离开它的时候，至少给自己留下一些思考。用这场不可想象的代价产生的实验环境里面学到的经验，指引我们未来的生活。

4 月 30 日团购了杨枝甘露。5 月 6 日黄昏的时候，终于吃到了。生活还要继续，只是需要更多的计划性，需要提前预测自己 6 天以后的心境。

我已经彻底忘了我上一次喝杨枝甘露是什么时候了。是三月份吗？三月份似乎是很久远的过去。

理论上，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我们基本上都会知道自己第一次做一件事，却几乎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最后一次做这件事。

无论是多久远以前，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开车，第一次见到一个朋友。。。大多数的第一次。

我却完全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做很多事情，比如最后一次换尿布，最后一次把儿子举过头顶，最后一次开上一辆车。那些事情是哪一年？是什么环境？我完全无从想起。

这次疫情，让我忽然意识到，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的那一周，我最后一次喝了奶茶，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最后一次去餐馆吃了饭，最后一次叫外卖，最后一次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最后一次开了车。他们都是最后一次，但，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相信即使解封了，生活回归正常，依然会有很多事情是最后一次。我们的每一个朋友，这一生都有最后一次见面，这最后一次其实并不都会发生在未来。很多的朋友，或许我们这一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发生过了。只不过，我们并不会知道，那已经是最后一次。

我给自己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做一件事的时候，一闪念地问一下自己，这有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吗？

《最后的一课》里面的小弗朗士，当知道自己讨厌的法语课是最后一课的时候，似乎那堂课不那么讨厌了。

如果我们做这个思想实验，假装意识到和一个人的微信聊天真的是这一生的最后一次，或许我们对于他说的任何的话，都不会那么介意，反而会升起一种柔情；如果我们假装这是最后一次去一家明天就会关门的餐馆，这个体验一定会超越以前的任何一次，并不是因为食物，或者服务更好，仅仅是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就足以让我们更喜欢这次体验。

断舍离，就是明确地创造我们和物体的最后一刻；而这次疫情，让我们体验到了我们和经历之间那种最后一次的感觉。

我们以为马路永远就在那里，永远抬脚就到，但实际上，并不总是这样，至少在过去一个多月的上海不是这样，在未来的世界里，也不见得永远是这样的。

如果让我列举这场灾难留下好的印记，我想应该包括，我们会稍微更加珍惜一些恢复以后的生活。

先讲一个我很喜欢的笑话：

这就是现在上海发生的故事。物业累死，居民在家有力使不上；政府保供物流歇业。

现在封控已经过去 41 天了，上海依然有很多小区实行团购审批制度。

只要有审批制度，对于什么是生活必需品必然无法达成一致。有的人认为面条比米饭重要。有的人认为咖啡比面包重要。用统一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如同那位辛劳的将军，处理不讨好。当迫在眉睫的物资问题解决以后，骂声越大，直到被迫放开。

审批制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批准什么不批准什么的问题，而是垄断。它规定了谁可以推车子，把年富力强的新兵排除在市场之外。我们看得到将军的辛苦，但却无法同情他。正如哈耶克所说的，用管控的方式解决问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当车子陷到泥地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新兵参与到问题解决中，而不要让新兵成为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