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做完网站组第四季度的offsite，回到公司看过几个功能，一抬头，已经6点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已经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直到晚上，要写英文blog的时候，才意识到我该和2010年说再见了。
很少有一个年像2010年一样让我不喜欢。我翻了翻我的blog，发现从第三天我就很不喜欢。33岁的自己在2010年过得有些狼狈。书并没有读几本，朋友没有多认识几个，忙碌却不记得“2010年自己做过的一件事”是什么。好在，2010年结束了，我这应该送束花给它，再见，不送。
明天就是2011年了。对信念我还是充满希望，希望这是快乐和充满智慧，朋友的一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常联系，多谢点东西，也开始多写点微博。
我所知道的微软，至少在Bill Gates做CEO的时代，永远有着强烈的愿景支撑。他的愿景永远足够高远，远到总在提出之后的二三十年才有实现的可能。
A Computer on Every Desk in Every Home
“每个家庭的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这是微软从75年到95年的愿景。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这个目标，直到今日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已经和7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人家里有“计算机”这中庞然大物不是同一个时代了。
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 tips
“信息在你指尖“，这是微软一个最不知名的一个过渡期的愿景，只存在于95年到2000年短短的5年。显然微软虽然成功的在和网景争夺浏览器的大战中漂亮的完胜了，却在追求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tips的过程中，被互联网的大潮甩在了后面。后来整整15年的互联网风云变幻中，微软怎么努力，也没有得到与自己体量相近的位置。而这个愿景，被Google一步一个脚印的给实现得差不多了，一个微软在95年没有想到的细节是，information不仅仅在指尖，而且在搜索框的后面。本来，“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tips” 和 “organizing world information”两种说法本身很相近。
Empower People, Any Time, Any Where, on Any Devices
这是微软从2000年开始使用的新的愿景。这个愿景，怎么看，怎么像是刚刚推出了iPhone, iPad的苹果的愿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在任何设备上”这个愿景，也一定会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帮助实现。
提出一个伟大的愿景是容易的，实现要难得多。而只有实现以后，人们才会记得这个公司曾经提出过这个愿景。
现在坐在杭州城站的两岸咖啡，等我7点半回上海的火车。人在旅行的时候，不仅多出来时间，而且受到更多新鲜的人和事的刺激，又离日常的世界比较远，所以思维会相对活跃一点。下午和久闻大名的冯大辉还有老朋友刘平阳在贝塔咖啡见面。大辉也强烈建议我多写中文的blog，把一些想法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至今未曾谋面的阮一峰也这样建议。我绝对接受这个建议。
中国的硅谷在哪里？
这是个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甚至更退一步问道：中国到底有没有，或者将来会不会有，硅谷那样的创业公司集中，并形成巨大产业的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美国硅谷的产生。
硅谷的形成
现在的硅谷，Facebook，Twitter这样的公司正野蛮成长中，这些团队中，不乏Google这种大公司出来的员工。当Google，Yahoo，eBay，PayPal这样的大公司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一个聪明的主意结合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创业公司。想想看Google现在的那上万的庞大的人才储备吧！下一个问题将是：他们什么时候离开Google！
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往前推，Google初创的时候的员工从哪里来的？是Yahoo!，Netscape， SGI这些大公司。这些公司的初始员工来源于Intel，HP和AMD等等。
硅谷上演的是一出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一个大公司，就是一个人才的高地。它吸引大量的人加入，或者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相关技能的人。这些人出去创业，形成了更多的伟大的公司，这些公司进一步吸引或培养人，如此生生不息。
如果没有70年代单晶硅行业的发展，开始了这个循环，荒凉的北加利福尼亚地区也不会成为现在的互联网中心。硅和HTTP之间，通过人这一环完成了传承。
中国的硅谷
以杭州为例。杭州原来最大的IT公司UT斯达康，也是一样的人才济济。但是在从几千人裁员到1000人的过程中，一家公司小了，一个产业大了。现在杭州多少的公司的人才都或多或少的和UT有些关系呢？现在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就如同早期的斯坦佛和惠普，形成了再一次的人才聚集。现在的阿里集团，有着互联网领域难得的人才聚集。在未来的五年中，这些人会逐渐离开，在杭州创业。这些创业公司中，就好似“创二代”，开始形成循环。
在深圳，华为等硬件公司和腾讯等软件公司也已经形成了创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正在形成。我的乐观估计，这需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完成一轮。这个时间是以一个人在一个公司的典型学习时间5年为计算的，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呆了5年以后，每增加一年学习到的边际效应递减，可能就开始思考创业了。
北京是一个更加典型的周期。从互联网行业，创业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从原来的新浪，搜狐和百度员工中诞生。清华科技园周围，俨然已经有一点小硅谷的气氛了。
中国一定有自己的硅谷，只是时间
美国的硅谷形成经历了半个世纪。想象一下，HP的车库时在1939年开始，转型半导体行业都是在1950年代。Intel在硅谷开始制造芯片的时候是1968年。对比中国在那些年月，我们就能意识到时间上的差距。技术或许可以在几年中赶上，但是一个产业的诞生，科技人才的聚集，大量的技术人员重新创业，再次在更高的层次上聚集。。。这个循环，不是靠几年的时间，而是靠几代人才能完成。
我不同意脱离历史比较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时间点的差距。任何事情，都要看历史。看到历史以后，我们会对未来更有信心。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硅谷，但我们需要时间。
后注：此文已供《中国企业家》杂志采用，将发表在下一期杂志上。
现在上海到杭州感觉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动车组D5657早上9点29出发，路上一小时18分钟，10点47分到达。时间本来就不长，加上上海的交通时间随着地铁的延伸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可以去以前不能想象的地方上班了），更是相对的近了很多。等到高速铁路通车以后，进一步缩短到38分钟，小于从我家里坐地铁到上海南站的时间。上海和杭州，真的要变成一个城市了。
每次来杭州，都能发现交通上和上海的不同。科技和创意在交通上面，比上海应用得更多。我举几个例子：
非机动车道的等候大棚
这个不算是高科技，但是不错的创意。在十字路口的机动车道上面，搭起一个（做广告）的大棚子，让骑车人在盛夏酷暑，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在棚子下等红灯，的确很人性。
电子公交站牌
在有的公交站牌上面，可以看到下一班车现在走到哪一站了，离现在多远了。这也不是多高的科技，但是他们的确在用，上海还没有开始。
可变车道
在杭州的车道上面经常可以看到编号的，一个方框中间写个数字，1，2，3，4那样的。头上的指示灯指示转向，因为和数字对起来，的确理解起来容易。有的还是可变车道，随着交通变化。杭州的可变车道的确比上海多。
交错汇合车道
在高架上面，当两个车道汇合的时候，上海是使用印在路上标准的锯齿形标记提醒（不过我真的不认为司机理解）。杭州会有一个牌子，画着交错的四辆车，左前方第一辆上编号1，右后方标2，它的左后方那辆是3，右后方是4。我觉得效果不错。
人行道
杭州的人行道也不一样。除了白色的斑马线外，他们把前三条白线的右侧变成朝向前方的折线。我的理解是让过马路的行人知道使用人行道右侧通过。有人猜测是让司机看到一个和鼓出来的坎儿一样，自觉减速。或许两者都有。
另外，还有很多人行道前面印着三个字：车让人。有些公交车的挡风玻璃后面有牌子：让您先走。
数字电视
华数的数字电视有专门的交通实况频道。坐在家里，可以看到一些交通路口的事实情况。据说上次实况直播了正好在南山路十字路口的一次火灾和救火过程。
BRT
杭州有一些类似地铁的快速交通道。叫做BRT的公交车在自己独占的道路上行驶，上下站使用和地铁类似的闸机。虽然BRT的效果大家有很大的问号，但毕竟是一种有益尝试。
以上这些细节都不是高科技，却让人觉得杭州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有人在细心的让这个城市更美好。世博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不就应该展示世界上不同的城市面对交通，污染，噪音，压力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如何最大限度的提升中国的网站速度，今天发信给我信任的朋友们，老冒回复如下：我朝Internet南北不畅通的解决方案（老旧方案）（需要翻墙。可以在Google Reader里面订阅http://robertmao.com/feeds/latest/访问）。很多要点老冒几乎都提到了，我在此列出我的一些问题和思考，共有用样需求的各位讨论。
1. MySQL跨越广域网的复制(Replication of MySQL)是否稳定可靠
除了老冒写到的基于页面或者部分页面的缓存方案(Squid as cache)，还有一种更加冒险，但是实时性更好的方案就是在异地的数据中心建立MySQL的slave节点，进行主数据中心和附属数据中心的Master-slave replication. 按说MySQL复制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壮和成熟的解决方案，但是跨越广域网的效果如何，尚待验证。我觉得，只要延迟平均在秒级别，偶尔出现分钟级别的延迟也可以接受，毕竟整体已经好于缓存+通知过期。
如果通过VPN+SSH在两个机房建立稳定的链路连接，把两个机房可以当成一个网络延迟稍微长一点，稍微不稳定一点的局域网来用，至少比cache方案有一个优点：可以在大动态数据量的时候，获得更好的秒级别的实时性。
同理，基于这种链路的Solr (Lucene)复制，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架构，但是一个未知数。具体情况如何，如小马过河，只有各家自己试过才知道。
如果实现，就可以在系统级别，而非在应用代码级别实现异地的数据的自动cache, validations, rebuild。看起来很美。
2. MySQL master-master复制
除了主从方案，还有一种多中心方案。数据中心A和数据中心B各自有自己的数据库，但为了避免命名冲突，一个中心的数据采用奇数编号，另外一个采用偶数（或者等中心数大于2的时候，对某一大于中心总数的数字取模）。如果从MySQL以及绝大多数的数据库角度，这个操作非常方便。简述如下：
假设A和B在初始时候的数据是一样的，最大编号（auto_increment的上一次给出值）是401。这个时候，只要简单的把两个数据库的auto_increment_increment设成2，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 2
并且把A的数据库的表的AUTO_INCREMENT值设成一个比现在大得多的一个奇数，比如501，B设成502就好了。跳一下的好处是，可以不用停机，在一个机房操作完成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去操作第二个机房（只要那个机房的ID增长不要碰到502就好了）。从此A的id就按照503，505向上增长，而B的id开始按照502，504增长。
另外有一种直接使用GUID作为id的方案，个人觉得太重了。
这个方案做ID切分以后，就为master-master replication做好了准备。之后两个中心可以相互实时互相复制了。开起来也很美。
但问题是，在大型系统里面，就算有再成熟的技术，简单的永远胜过复杂的方案。对于master-master的复制，我现在依然心有余悸。我的心理障碍就是因为以前技术支持的时候做过一个case，就是因为Windows 2000里面的Domain Controller可以master-master的复制，原理上是一个有问题，其他的可以把好的信息传过来，但实际上，一个小bug或者一个不小心的配置，可以让一台主域控制器的错误拖垮其他的所有控制器。master-master的方案在多于2个节点的时候，也需要额外的设计。
3. 关于cache
基于文件静态化的方案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过期永远是心头的痛。对于像带有翻页这样的操作，除了第一页，其他页面的cache几乎不可能，因为谁都不愿意因为一条信息的更新，让后面的无穷无尽的翻页页面的cache重建。
对于链路层的动态加速，觉得在现在的CND提供商无法获取真正优势网络资源的实际情况下，好似概念多于实际。
所以，如果需要实时，或者准实时的加速，权衡所有方案，我觉得在异地放置Smart CDN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Smart CDN（抱歉，是我新造的词），就是前端部署的不仅仅是页面缓存，而是包括MySQL，搜索，Memcached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然后通过第一条提到的方式进行同步。这。。。。。。不是100%确信，只是一种想法。不过我相信这么做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我这里抛砖引玉，希望有过经验的同学分享你的好主意，尤其是成功的案例。在此谢过。
比较美国和中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小区”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而美国的“郡”，反而和中国的“城市”很像。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
第一从人口来说，两者有可比性。以美国加州为例，很多的城市人口仅仅是几万，而上海的稍微大一点的小区，人口也要这么多。前一段Google要为整个Mountain View这座城市安装无线网络，炒得全世界都知道，好像是多大的事情。如果仔细一看的话，发现Mountain View只有7万多人，几乎和我所在的小区一样大。
第二从政府的组成。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相类比，倒是让我们可以看明白很多事情。现在上海的很多小区，都会成立业主委员会，而物业管理公司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并靠业主的物业管理费（美国叫做稅 :-)）开展工作。说白了，现代政府本来就应该是物业管理机构，并没有像皇帝一样的权力，只不过中国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在小区里面这种小范围里面，已经开始形成了。
第三就是从政府的组织成员。美国的很多城市的权利都来自于city council市政委员会，小城市比如Palo Alto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周六开会的时候才出现，城市的财务等很多人也可以兼职的，这和我们的业委会成员也多是兼职的很类似，虽然是兼职，却是业主的代表，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因为业主全体的大产证上白纸黑字的写着，这块地方，由这些人拥有），物业管理公司的职员虽然是全职，却仅仅是被雇佣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恰好是业主的话）并不拥有这块土地上面哪怕一点的权力，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洗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大产证上面规定的人所有，而他们仅仅是被业主委员会授权使用而已。
第四从外观上来看，你不觉得上海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小区，已经和美国的城市街道（纽约芝加哥这种超大级城市除外）很像了吗？比如标志清晰，车位管理井井有条，保安和蔼可亲，业主安居乐业。这些场景，离开了保安把守的小区，到了真正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就常常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常常谈中国的民主，我倒是对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反而对于小区层面的民主非常关心，因为我相信，只有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解决，才是更高层面的民主思想基础。
我热心的作为普通业主参与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在业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争执，甚至是拳打脚踢的动武事件（多次）。主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里面从成立很快形成了几个派别。比较显著的保守渐进的（被另外一方成为“亲物业派”）业主和激进的业主（主张立刻解雇现在的物业公司）。尤其以激进的业主派坚持，必须把不同意见的业主“清理”出业主委员会，才可以真正开始讨论问题。更多的人也同意，要先“统一了思想”，才可以开展工作。
我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很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冲突，折中，妥协直到达成共识的过程。业主会里面，就应该有有各种不同观点人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议事日程，来解决问题。一个人可以有他的想法，但他不能因此就要求先把其他的想法“清除”干净才可以，就像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很多学生激进的阻止其他学生复课一样，口头上要民主，却实质上没有摆脱专政的思维。
我理想中的未来，应该是以承认土地的所有权为基础（现在承认50年的使用权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法理的基础），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的面积内（现在以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内），所有的居民集体的拥有对于这个小区内一切法律规定的民事权益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小区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应该由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居民说了算，而不是由其他一些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的人说了算，更不是由这些人的上级单位说了算。
至于小区里的几千人到几万人，一定有上百种观点，怎么叫大家说了算，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简单多数不叫民主，就好像大家决定在张三家门口修一个垃圾场，很有可能几千家同意，一家反对的方式通过一样，这不叫民主，这仅仅叫多数者独裁。现在的比较广泛接纳的方式，就是成立民选的业主委员会，并由它代理执行权力，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并且要求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或者授权其代为强制执行某些制度。
更进一步说，业主委员会，虽然现在还不是，但是将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政府。它不是民间机构，再说一遍，它就是政府。一个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个小区（或者借用美国的概念，叫做“城市”）的政府。它的权力并不是由一个镇，城市，或者中央政府施舍的，它本身就拥有权力（虽然这个权利因为土地的最终国有，现在还不能从法理上说的那么顺，但至少在50年以内，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这样子，一个上海（我一直拿上海为例子，仅仅因为我对这里比较熟悉一些）就被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区域，而每个小的区域，就是一个小政府。几个小区联合在一起，需要管理一些小区之间的公共事务，比如班车，公共街道等等，就必须成立小区联合政府，而这些小区间的政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区政府）的管辖权，仅仅在各个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外的约定的公共区域，这个政府，是没有权利管辖小区内部的事物的，除非各个小区自己的政府共同签署一些条约，并且在本小区推行此条约。这样，小的政府和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于渐进的推进民主，会有帮助。以此类推，以小区的自治，可以推到大区，到城市，由城市到省，由省再到国家。我相信只有在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实现，并一层层而上，才是真正稳固的民主架构。
我现在持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历史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甚至有些小国寡民的影子。绝不认为自己说的就一定对。希望能够和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同一个流程和框架下，进行妥协，折中，直到得出可以执行的方案。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最近有很多热点的讨论，比如：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的事情，比如王石关于捐款的事情，比如范美忠老师（大众称呼是范跑跑）的事情，每次都有些什么要说，却在迷茫中理不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虽随手记了些凌乱的思考，却没有想好是不是应该发出来。发出来的结果，三位同志已经试验过了。这个社会，在0到100游戏中，愿意用近乎自杀方式表明自己选择为10以下的人，需要勇气。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突然想起1789年巴黎革命成功后，唯一一个站出来为革命的目标路易十六辩护的马勒泽布。在路易十六统治下保护《百科全书》和那批思想家的是他，路易王朝被推翻后，为其辩护的也是他。他的行为的后果可想而知，”人民“在断头台砍了路易十六的头的同时，也顺手把他的头给砍了。
如果在18世纪末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它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的道理，我希望300年后，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明白理性和制度对于一个民族的得救的重要。巴黎1789年开始的百年腥风血雨，以及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出现的重演的历史明白的告诉我们。
马勒泽布虽然和现实的论战的关系不大，但就是不知怎地，看到很多评论的时候，心中总惦记着马勒泽布被不经意扫去的脑袋。
后注：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因为这本书，我把他们写的另外八本书，也一并读了。
最近的地震中，中国自己的公益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集体亮相，让人意识到，公益组织开始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
今天和晓洁聊起中国公益组织的未来。
我觉得还是以前我在微笑图书室3年的顾问工作中体会到的。
第一点，商业运作的原则。
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也和一个公司，或者任何团体一样，将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像有崇高理想的人首先也是人，不能不吃饭，不睡觉一样，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
我参与或者看到的很多公益组织，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坚信，只要以公益为目标，只要是一群一心想做好事的人，聚在一起，自然能做出好事来，效率自然比商业公司高，获得的外部支持一定比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一个误区。
我一直认为，公益组织要商业化运作，这一点和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它要招聘，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工资给自己的员工；它要理清楚自己的财务流程，建立比普通公司更加专业，透明和高效的财务体系；也要做市场，让自己有资金或者人员的支持；也要专注做内部治理的改进等等。这些和公司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区别仅仅在于，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营业额和成本的差额（就是利润）归股东所有；而公益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目标是特定的公共利益，营业额（获得捐款或其他方式挣到的钱）和成本（比如建立小学付出的钱）之间的差额很小，或者保留为未来的公益目使用，而非股东占有。
第二点，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
就是说，公益组织也要回答捐赠者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钱捐给你”的问题。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我放一个捐款箱，或者有个捐赠账户，大家就会给钱，“如果你不给，一定是你的道德问题，或者至少是公益的意识不够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有这种现象，仅仅是公益组织的竞争还没有开始。
公益组织的未来，一定是百花放，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在公益的基金会这个“行业”，可以说还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以前设立咖啡豆俱乐部的时候，就面临个人小额无法设立“基金会”的困境。个人要捐款，除了耳熟能详的几个某某会，某某工程以外还没有足够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诞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解决他们的合法化问题和监管问题，会有非常多的公益组织，为各种各样的公益目标筹集资金，那个时候，每个捐款人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在组织目标，执行结果，资金使用效率，透明度，甚至小到“捐赠者服务”水平等等方面做出选择。
公益组织，毕竟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帮助捐赠者间接地完成某些公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面，仅仅从事公益本身，并不直接代表着道义上的特殊性，而是那些捐赠者，才是真正这个社会的“好人”。在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公益行业，每天有很多的公益组织诞生，也有很多公益组织在竞争中消失，这样社会的资源才会更加高效的流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我上一辈子一定是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从来对正在建设中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最近上海周边的市政建设的规模超乎我的想象。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前几年仅仅当作一个超级大的设想，没想到三周以后就会通车了。我决定一定要开车过去看看。同时，上海到崇明岛的遂桥工程也在掘进中，并且通过大桥和北边的启东相连。这两个超级大的工程，一下就把上海的南北打通了，中国的东部的“湾区”好像正在形成。
大工程是更大的工程的一部分
不过，让我更加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个工程仅仅是一个更大的跨越中国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杭州湾跨海大桥这36公里的高速公路，将成为3710公里的沈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约占1%的距离）。沈海高速公路从沈阳一直通到海口。这条高速公路有一个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名字，叫做G15。在这条贯通全国东部的大动脉上面，还有比杭州湾大桥更加让人难以想象的工程：跨渤海湾的规划和跨越琼州海峡的规划。而崇明岛遂桥工程则是上海到西安的沪陕高速公路(G40)的起点。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洛阳到郑州到开封的高速公路开通的场景。那一条开洛高速公路，已经让我好好的兴奋了一段时间，因为两个城市的距离一下感觉近了好多。不过不久，开洛高速公路的牌子就被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代替了：连霍高速公路。连霍高速公路的起点是东海岸的连云港，而终点是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霍尔果斯，公路全长 4280公里。不久以前，这条东西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被命名为G30。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
2000年第一次去西雅图出差，在旧金山转机回来，我的堂哥曾经提议开车把我直接从西雅图送到旧金山，这个建议让我大惊，那几乎是沿着太平洋开过半个美国！而他说，没有走过美国的高速公路，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繁荣的根源。那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高速公路有印象。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西雅图，从市中心到微软总部所在的Redmond，大家天天上班必走的一条高速，叫做I-90，就好似大家在上海走高架路一样平常，我一直把I-90当作西雅图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是，有一年，我从西雅图到坐了4个小时的过夜飞机，在早上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水牛城Buffalo（尼亚加拉瀑布旁边），哥哥从加拿大的多伦多开车接我（就是那天早上8点钟在车上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的消息），从机场出来，一个拐弯，车子就行驶在名为I-90的高速公路上。原来这条90号州际公路，贯穿整个美国大陆，从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海岸，在我的行程中，和我如影随形。
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I-10, I-20, I-30直到I-90，从西雅图开始的I-5，I-15, I-25，一直到穿越纽约I-95，这些高速公路就像密密的网格一样，连接整个北美大陆。
美国的这个全场4万多英里的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州际公路网络的系统，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直到90年代最后一个红绿灯取消，才最终建成。当时在西雅图的旅馆里研究整个晚上以后，开始YY：什么时候中国才可以有类似的高速公路网络呢？
中国的高速公路网
终于，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也开始从一段一段，最终形成网络了，当我开始重新注视中国的高速公路地图的时候，从北到南，一些陌生的高速公路的名字在地图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
G11 鹤大高速，鹤岗—大连
G15 沈海高速 沈阳—海口
G25 长深高速 长春—深圳
G35 济广高速 济南—广州
G45 大广高速 大庆—广州
G55 二广高速 二连浩特—广州
G65 包茂高速 包头—茂名
G75 兰海高速 兰州—海口
G85 渝昆高速 重庆—昆明
(虽然没有规划，我相信总有一天，G95,就是从新疆到拉萨的高速公路也一定会有的）
除了纵向的9条，横向的高速公路更多，比如：
G12, G16, G18, G20, G22, G30, G36, G40, G42, G50, G56, G60, G70, G72, G76, G78, G80
其中几乎都是像连霍高速一样，贯穿了中国的东西，连接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
和美国不一样的，中国还有从北京发散出来的7条高速公路，
G1 京哈高速 北京—哈尔滨
G2 京沪高速 北京—上海
G3 京台高速 北京—台北 (其中的一个难题是海峡通道的方案，不过比这更大的难题当然是统一的事情）
G4 京港澳高速 北京—港澳
G5 京昆高速 北京—昆明
G6 京藏高速 北京—拉萨
G7 京新高速 北京—乌鲁木齐
当我们还没有适应的时候，这些高速公路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虽然从道路的建成，到很多的人们使用它，到对于经济的影响，到重新经济的发展导致更多的道路建设，这中间的每一步，或许都需要几个10年才会传递到下一步，但就连我这个彻底不懂经济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个网络的建成，一定在未来的100年里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根本的影响。
我喜欢Gxx
今天Wendy 11点钟接了个电话，下午4点时候已经出现在河南的南阳。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报告她的见闻。她说，在飞机场出来，看到了一个标志，是一个硕大的G55的标志，说和我前几天跟她提及的一样。
看来，G开头的全国高速网络不仅仅是一个规划，它真的在我们身边了。G55连接了我的家乡洛阳和她的家乡南阳（这是个大好消息！春节的时候，我们总算可以开车方便的直达，而不用绕道郑州了！），G55也连接了中国中部最北部的二连浩特，和南部的广州。洛阳成为了G55和G30（连云港到霍尔果斯）的节点，而南阳成为了G55和G40（上海到西安）的交叉点。在中国，9条东西干道，19条南北干道，和7条幅辐射这样的交叉点城市会有多少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重要城市都会出现在这个网格的节点上，或者，从这个网格诞生出更多的重要城市。
相比起来，上周三月26日，同一天经历了中国的两个新机场航站楼（上海浦东T2和北京首都T3），以及去年的最后一周上海58个地铁站同时开通，这些让人兴奋的大工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无疑是一个大得多，影响更加深远的工程。总之，我觉得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很有特别的时期。。。。
这两天看到广州砍手党的新闻（其实早已经是旧闻了，仅仅因为自己基本不上新浪的原因，最近才关注此事）。 让我震惊的倒不是新闻的本身，而是看到80%的网友投票支持“对于砍手党应该就地击毙”。这个80%的结果让我意识到这个社会一个让人深感担忧的“对罪人的仇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半年前，余虹教授写过一篇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除了“基于亲疏敌我区分的爱”，和“基于善恶是非的爱”这两种我们所熟知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爱，就是“对所有人的普遍的爱，一种爱敌人，也爱恶人的爱”。这正是一种我们陌生的第三种爱。
余虹教授举的例子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中，人们在纪念遇难者时，将爱给予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33名逝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32名受害者。这和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杀害美国学生五位教师和同学后，受害者安妮•克黎利的家人写给卢刚的家人一封的信有些许相似的地方。他们在信中写到：“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种对于罪人的爱，对于我们来说，一度曾经很陌生，不可以理解，甚至不相信它的存在。
过去几年，我才开始理解，把最大程度的怜悯和宽容给予每个人，包括犯罪的人对于社会的意义。
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倾向，觉得错事情的人和自己不一样；犯了巨大的罪过的人，和我们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们问道。
而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他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在我们面临他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只有借着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克服人性中悲剧性，才能不滑入同样的结果。
犯罪的根源，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体，也因为人性中的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品格，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和历史上众多的悲剧人物一样，酿成自己的悲剧；我们和罪人之间，有太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恨，怯懦，愤怒，贪婪等，就像在罪人身上一样，也在我们的身上；对于有罪之人的理解，也是对人性的理解。
悲剧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尤其是悲剧作品，帮助我们看到人性中固有的悲剧因素，不露声色的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就是悲剧的主角。比如：当我们反对一桩婚姻的时候（不论是因为任何不可以接受的经济因素，或者因为嫁给的是你不喜欢的国家的人，甚至因为两个人是同一性别等等），我们应该看一看《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们就是那族人，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当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某些人物因为某些我们也无法确认的罪名而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药》：我们就是那围观的群众，而我们却依然兴奋的鼓着掌！当我们在开始攒钱准备买一辆我们买不起的车的时候，《项链》善意的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贪图虚荣的马蒂尔德夫人，我们却以为我们开始了幸福的旅程。。。
悲剧作品就是帮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轻易的成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有人拿刀砍人，不是因为他生性和我们不同，而正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摸一样，和我们一样会愤怒，会被愤怒冲昏头脑，会失去理智，所以才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有话好好说》是一部有趣的表达这个意思的中国电影：我们还没有拿起刀砍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被“逼急了”。通过转换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人增加些理解；对犯了错的人在谴责的同时，会多一些同情，怜悯和宽恕。
憎恨罪恶却对有罪之人心怀怜悯
我们憎恨小偷，但请假设这个场景：他的孩子饿得哭了一夜了，他曾经试过跪求人们的施舍，却没有人愿伸出援手，他简单的脑子里能够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尝试过了，留给他和他的孩子却只有一条路。为了孩子，他选择了偷。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虽然依然会谴责他犯的罪，但是我们在道德层面，是不是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优越感？如果换做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做同样地选择呢？我们和那个小偷确有一样的求生的本能，一样有对孩子的爱，一样有对于被抓而遭到毒打的恐惧，这都是我们共同人性。到底我们应该埋怨着个小偷多一点，还是埋怨这个没有给予一个个体足够关怀的社会多一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由此进一步考虑，如何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可以让流浪的人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证，而不要只给他们一个选择，逼他们去偷，甚至去抢？这个偷东西的罪，难道不应该由社会（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偷瘦弱的肩膀上分担一些吗？
虽然不是每一个小偷都有例子中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每一个小偷后面，一定都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了解的故事。我们假想如果他们受过了基本的义务教育，如果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如果这个城市能有更多的机会，甚至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要给他们灌输那么多的不劳而获的想法，他们（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另一个我们）或许就可以远离罪恶，不是吗？
砍手党的故事
对于砍手党，我看过其中一个成员在被捕的时候讲述的故事：他来自偏远的山区，从村里仅有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大城市里让他想都不敢想的繁华。他到广州打工，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下来，结果老板欠薪逃跑，自己在工地上摔成重伤，没有人为他付医药费；离开医院的时候，背了一屁股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他求救，社会没有给他任何的同情；在春节有钱人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他连家都回不去。于是他恨这个无情的社会，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带金链子的手镯，拿最贵的手机，而他不能；他加入砍手党，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他应得的公正。。。
这个故事或许经过了编辑的加工和煽情，我没有办法核实是否是事实，但我判断类似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并不少见。这也是马加爵的故事。哪一个暴力犯罪的人，没有类似的先受到伤害，接着以暴制暴的故事呢？
仇恨，冲动，逞强，懦弱，贪婪，绝望，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很容易突破理智的防线，并酿成悲剧。每一个杀人犯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或许和我们在同样的场景下做出的反应完全一致？仅仅我们如此幸运，还没有被命运的玩笑捉弄而已。拿我来说，当有时不知道什么哪里来的冲动就会和旁边的一个插队的车抢道，而在此之后，才想起“当懦弱的理智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开始行动”的道理。
对于砍手党这样的严重犯罪，我们的社会不缺少惩罚的机制，缺少的是深深的怜悯。即便是对于罪恶深重的罪犯实施死刑的时候，也应该由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来分担更多的罪责，并通过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更小的城乡差距，更可以依赖的司法体系，更稳定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来减少触发人性中悲剧因素的环境，来减少犯罪，而不仅仅是在对个本来已经问题多多的社会雪上加霜，通过投票支持“就地击毙”来再额外关上一扇可以本通向希望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