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阿里内网不删帖

是的,阿里内网是不删帖的。不是阿里不删帖,是阿里内网不删帖。

偶尔会有发帖的人自己把自己发的贴清空,就留下一句“问题已经解决”。每次遇到这种事情,坊间都会纷纷揣测是不是这个人受到了来自HR的压力,是不是P10、P11、P12找他谈了,是不是给了他什么好处让他息事宁人了。即便如此,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阿里的内网是不删帖的。那种“问题已经解决”,算是作者自己删的,不算网管删的。

我做过校园BBS的站长,删帖是日常工作之一。所以我知道要做到不删帖有多难。

我也有自己的blog。以前看blog的人还多的时候,我的blog上也有各种留言,我也删留言。论功能,那还是微信的留言功能强:你的留言默认别人是看不见的,只有公众号的作者能看见。只有作者让你的留言能被别人看见,你的留言才能被别人看见。以前比较古早的博客系统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前些年好像wordpress也加了类似的留言管理的功能。但大家都在进步,2018年以后新开的微信公众号索性完全不能留言了。创新就是要这样,要敢于否定自己、割自己的肉、坑自己的人、革自己的命。

基于我自己的删帖删留言的经历,我觉得 阿里内网 能做到不删帖,这还是很牛的。而且能坚持那么多年,没有十几年也有近十年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但另一方面,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这些年过下来,好像的确也没啥帖子需要删的。比较著名的那些帖子,比如《致阿里》、代考事件、渣男渣女、等等,还有各种绩效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类的离职帖,过段时间再看,也就那样嘛,的确不是非删不可的。

删帖是人的本能,这在古今中外皆同。对于自己不喜欢的、hurt 到自己感情的、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第一反应就是消灭之。这些年很多美国人民深受 fake news 和 disinformation 之苦,很多人呼吁 Google、Facebook、Twitter 这些大厂要有担当、有作为,要把 fake news 和 disinformation 识别出来删掉,要对散播虚假信息蛊惑人心的人进行禁言。

那些互联网大厂也左右为难,一旦开始踏入 editorial 的坑,平台就再也不能把 “我只是平台,我不对用户的言论造成的伤害负责”作为挡箭牌了,很多官司就很不好打了;但如果不删帖不封号,又要被一部分自己的员工和用户疯狂 diss。

那些互联网大厂要删帖还要面对 First Amendment 的挑战。美国这个国家对 First Amendment 无比的执着,居然连焚烧本国的国旗都是合法的,是受到 First Amendment 保护的。可想而知。对于要不要把 fake news 和 disinformation 的帖子删了,很多人的观点是:不要删,the best way to fight misinformation is free speech。从阿里内网的效果看,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是work的。

我刚到蚂蚁的时候,内网帖对我还是个新事物。之前在微软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内网贴这个事情。微软有各种内部的邮件组。但邮件组都不会太大,而且要加入邮件组才能收到邮件,而且大的邮件组都对群发权限有限制。

我到蚂蚁的第一周就见识了内网贴的厉害。那个帖子下面大家都在喷系统烂、喷机器抢不到,后来 CTO 出来回复,承诺解决问题。自那以后,所有搞内部工具和基础设施的团队做事情都提心吊胆的,大家常常会说,好好搞,否则再搞出上次那样的内网贴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由此可见,内网贴是有一定威慑力的。内网贴威慑力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绩效贴。阿里每年打两次绩效,每到绩效季必有内网绩效贴,内容基本就是对自己的绩效不满。这种内网贴,作者一般都会写的非常细致深入,大量的事实数据、聊天记录、屏幕截图。员工和主管之间,员工是弱势一方,人都有同情弱者的倾向。所以,绩效贴下面的回复基本上都是挺楼主的。

每次出这种绩效贴,都能把一串主管和一串HR搞得焦头烂额。内网几万双眼睛看着,主管和HR必须要好好回应。如果是决定维持原绩效,那必须要讲的很清楚,数据什么的要很充分。所以内网贴是对主管和HR的一种很有效的约束。内网贴可能是员工在面对主管和HR的时候唯一的武器。有这个约束在,主管和HR都会有所忌惮。丢人丢脸丢份儿啥的不说,每次出这种绩效贴,就连着几天别想干其他事情了。

我刚进蚂蚁那两年,好像绩效贴都没有翻盘成功的。但大家觉得,就算没有翻盘的希望,也要发,一定不能“在沉默中死亡”。后来开始出现翻盘成功的case了,我们这些管人管团队的私下都瑟瑟发抖,觉得这下完了,有翻盘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岂不是会有更多人踊跃发绩效贴。

所幸从我加入蚂蚁到离开,在我的团队都没有发生过内网绩效贴。对我的团队,我心存感激,感谢你们手下留情。

我在交大BBS删帖的日子

最近很多帖子被删,又让我想起了我在交大BBS删帖的日子。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我曾经是我们学校 BBS 的站长。现在如果在谷歌上搜“饮水思源 站长 名单”(我们学校 BBS的名字叫“饮水思源BBS”,因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我们的校训),第一条结果就是历任站长的名单。

名单上那个叫“mvm”、从 2001.06 到 2002.03 担任“讨论区总管”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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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同一时间会有多个站长的。我们是可以像中国足协那样,搞一个足协主席,然后搞好多个副主席。我们可以管“站务总管”叫“站长”,管负责其他职责的站长叫“副站长”。我猜当时我们没有区分“站长”和“副站长”,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家有一种平等意识在作祟。

从上面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到,多个站长是有分工的:

  • “站务总管”就是站长的头,平时和学校方面对接的比较多。
  • “纪律主管”负责管投诉。三天两头有人投诉,有投诉板主的,也有投诉站长的。那时候大家呛站长常用的话就是“你们又当裁判又当球员”。
  • “程序维护”、“系统维护”就是 IT部门,哈哈。我们的BBS用的系统叫 Firebird,代码现在在GitHub上还能找到(github.com/fbbs/fbbs)。平时代码要打补丁、机器要升级扩容啥,以及网络、IP地址、域名、公网和教育网的访问等,这些事情就都是负责“程序维护”、“系统维护”的站长来负责,有时候有其他同学帮忙,有时候要自己干。
  • “板主管理”、“板面设置”这些负责的内容,就是字面的意思。BBS是按照板来分的,先是分成若干个讨论区(例如,各院系的板是一个区,各体育主题的板是一个区),每个讨论去下面有若干个板。开新板、关没人去的旧板、修改板主,这些都属于需要管理员权限的操作,都是由负责板面和板主的站长来操作。负责板面的站长有时候还要处理一些争议:某个老板到底应不应该关,某个新板到底应不应该开。
  • 站长人数最多的就是“讨论区总管”,负责的内容就是大家发的帖子。

我干的就是“讨论区总管”。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删帖。删帖子平时都是每个板的板主负责的。但有时候如果板主不在,或者板主不管,或者事情比较紧急,或者大家吵的比较厉害了、板主搞不定了,我就去管了。

说是删帖,其实很少真的删。爆粗口骂人的、违法反动言论的,就直接删了。其他大部分都是大家打打口水仗。这种就做个合集然后再删。有时候遇到吵的太穷的,我还会封人,就是禁言,不让那个人发帖子。

因为删帖和封人的事情,站长们常常被骂。那时候大家很流行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时候我不想被人喷“站长压制言论自由”,我就不删帖,而是去回帖和人对喷。我打字快,高中里参加过辩论比赛,书看的又多,我和人对喷一般不落下风。那个愣头青的岁月,还不太明白,其实几个人辩得面红耳赤的,可周围绝大多数的都完全不care你们在辩啥。

2002年3月我硕士毕业离开学校了,就不做站长了。混 SJTUBBS 的那几年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几年。后来互联网从论坛到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屡见不鲜的各种现象,从喷子到二极管到中文不及格的,从demagogue到冲塔、从删帖禁言到“又当球员又当裁判”再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还有各种逻辑谬误(诉诸权威、诉诸民意、稻草人谬误、虚假两难、等等),在BBS上的那几年已经让我们尝过一遍味道了。

美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前两天在放学路上,我们家哥哥问我,你最喜欢的美国总统是谁。我说,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因为他做完两届总统就卸任回家去了。当时很多呼声要他继续做下去,他拒绝了。直到今天,很多美国人都感激George Washington设定的这个先例,美国总统最多做两届。

然后我们家哥哥又问我:你觉得最差的美国总统是谁。我说是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因为他做了4届总统。实事求是的讲,罗斯福并不是唯一的做完两届还想继续做的总统。在他之前,有几个总统也尝试过但都没成功。罗斯福吃相太难看,他打破了从华盛顿开始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美国总统最多做两届”的传统。很多美国人对此感到非常害怕,他们觉得罗斯福开的这个坏头会把美国带到 dictatorship 和 autocracy 的路上去。

所以战后美国很快就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明确规定 “No person shall be elected to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more than twice”。说来也很神奇,从1787年费城会议到二战后通过第二十二修正案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宪法只规定了每届总统的任期是四年,却没有规定最多可以做几届。法律条文如此不严谨,连这么基本这么重要的条款都没有,我看美国压根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用法律把总统任期和最多做几届讲清楚,这是很基本的。写了可以改,怎么改、通过什么程序改、改成什么样子,都好说。但最起码不能完全没有。

罗斯福吃相难看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他搞的 “court packing”,吃相也很难看。Court packing简单来说就是他想往美国最高法院塞人。罗斯福搞 New Deal 的时候有不少举措被最高法院否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除非是被弹劾,否则总统就算再不喜欢法官的判决也没办法。罗斯福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往最高法院塞人。原本最高法院是9个人,他提议增加到15人。多出来的6个空缺,他就可以一下子提名6个支持他的法官进去。这样支持他的“新政”的法官就占多数了。

这个吃相实在太难看了,难看到罗斯福自己民主党的参议员都不支持。当时参议院一共96个席位,有74个席位是民主党的。但参议院投票结果以70票对20票把这个提议打回重新修改,court packing也就从此搁置。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去年,又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又开始提 court packing 了。这次的动机和罗斯福那次也很像: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有6名偏右的大法官,而偏左的只有3名。而且这6名偏右的大法官里年级最大的Clarence Thomas也才73岁,而偏左的Stephen Breyer已经83岁了。眼看着短期内无法改变6-3的失衡,那就只有 court packing 这一招了。

好在大部分美国人民的记性还挺好的,立场也还算坚定,在大是大非前能搁置党派分歧。这次的 court packing 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印度裔CEO

“为什么在美国各大科技公司里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混的好” 是一个在美国华人圈子里经久不息的话题。大家说啥的都有,说印度人天生有语言优势,说印度人喜欢抱团中国人喜欢拆台,说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性格劣势,说因为中国强大了能留住人才,说因为中国互联网发达了吸引了很多人回国。

不是说这些说的都不对,但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基数大小的差异。尤其是移民的数量差异。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在大公司做CEO的印度人,例如微软的CEO Satya Nadella、Google的CEO Sundar Pichai,还有Twitter的新任CEO Parag Agrawal、IBM的CEO Arvind Krishna、Adobe的CEO Shantanu Narayen、Palo Alto Network的CEO Nikesh Arora,以及万事达卡的CEO Ajaypal Singh Banga 和百事可乐的CEO Indra Nooyi,他们都是在印度出生的第一代美国移民。

过去三十年里,来自印度的移民数量大大多于中国。三十年里,来自印度的第一代移民增加了220万人,而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只增加了156万人。1990年的时候,美国人口中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于中国的少47万人,连一半都不到。但到了2019年,来自印度的人反而超出了整整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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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看整体的第一代移民增加的数量,可能对比还不够大。220万对156万,还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但如果只看科技行业的外来人口数量,差别就非常大了。

这是过去二十年H-1B申请获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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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一起,从2001财年到2021财年,来自印度的H-1B申请人一共有389万份获得批准,而来自中国的只有61万份。换句话说,粗线条的解读就是:过去三十年里,从印度和中国来美国从事科技行业工作的人数的比例是 6:1!

而且这个比例的长期趋势是在上升的。从2001财年到2021财年,来自印度和中国的H-1B申请获批的数量比例,从早年的 4:1 左右逐渐上升前些年的 8:1 (但这两年有所回落)。有人说,中国强大了能留住人才。从数据上看,这个说法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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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其他什么语言、传统文化、性格、抱团vs拆台、回国发展的吸引力等,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就是基数大。而且从趋势上看,人数的差距并没有在缩小。今后十年、二十年,大家可能还是会继续觉得“在美国各大科技公司里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混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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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数据来源
- 所有的H-1B数据都来自于美国移民局(www.uscis.gov)的年度官方报告
- 美国在国外出生的人口数:https://en.wikipedia.org/wiki/Immigration_to_the_United_States

2. 统计口径
- USCIS的官方 H-1B数据里,有些年份是“Approved H-1B Beneficiaries”,有些年份是“H-1B petitions received”。所以每年的绝对数字不一定有可比性,主要关注的还是每年中印两国的相对比例。
- H-1B数据关于“China”,有些年份说的是“China, Mainland”,有些年份说的是“China, People's Republic”。考虑到总体的体量,其中的差异很小。

3. 其他考虑
- H-1B申请被批准了不等于就有H-1B签证。申请(petition)不等于签证(visa)。例如,2015年,美国移民局(USCIS)批准了275,317份H-1B申请,但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只发出了172,748份H-1B签证。
- 拿了H-1B签证不等于就会来工作。来工作了,工作时间也有长短。有些干了段时间回去了,有些变成绿卡了也就不需要H-1B签证了。绿卡的排期是按照出生国来排期的,同样是EB-2和EB-3的绿卡,印度和中国的排期时间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印度的排期要比中国的排期长,长很多。比如,截止到2022年2月,印度的EB-2和EB-3分别排到2013年1月1日和2012年1月15日;中国的EB-2和EB-3分别排到2019年3月1日和2018年3月22日。
- H-1B签证也并都是计算机和IT行业的,虽然有超过一半的H-1B是在IT行业的(数据来源:https://www.myvisajobs.com/Reports/2022-H1B-Visa-Category.aspx,根据H1B Visa NAICS Industry来分,计算机和电子通信相关行业的加起来占了55%)。但话又说回来,也有不少H-1B是后来转的码工。
- H-1B签证并非唯一可以在美国计算机行业工作的签证。L-1签证也可以来美国工作,我自己就是拿L-1签证的。另外,2015年奥巴马当政期间,国土安全局宣布允许一部分H-4(发给H-1B的配偶的签证)工作。

Anyway,尽管有这么多的差异和细节,从大体上看,我们还是可以把历年的H-1B批准数量作为一个很好的proxy metrics来看一下在美国的IT行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人数大概比例。

美国就是一盘散沙

美国的中小学和中国的一样,都放暑假。寒假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寒假,中间有个春节。美国没有春节,所以冬天会放三个假:圣诞新年前后放两周的winter break,二月份总统日那周放一周的mid-winter break,然后是四月上中旬再放一周的spring break。

我们家哥哥学校是上周放的spring break,而妹妹学校的spring break是上上周。两个娃的时间错开了,这就非常讨厌了。无论是选哪周出去玩,都有一个娃要请假。

为啥就不能像中国那样,学校放假时间是统一的呢?虽然中国的省和省之间也不统一,但至少每个省的中小学寒暑假时间是统一的。而我们这儿别说是一个州了,就连一个county里的各个学区(school district)的放假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我家哥哥的学校是跟着Bellevue School District走的,妹妹的学校是跟着Lake Washington School District的时间走的,于是就错开了。

两个学校除了放春假的时间不一样,对COVID的policy也不一样。哥哥学校已经不要求戴口罩了,妹妹学校还要求戴口罩。

戴口罩这件事情上,美国就是一盘散沙,各州各行其是、不听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统一行动。从疫情开始至今,美国上上下下一直在为戴口罩这件事吵个不停:是不是一定要戴口罩(shall there be a mask mandate)、可不可以要求一定要戴口罩(is a mask mandate violating individual rights)、政府是否可以要求一定要戴口罩(are state-issued mask mandates constitutional)、政府是否可以禁止对戴口罩的强制要求(are state-issued mask mandate ban constitutional) 。

是的,你没看错:有人说要强制戴口罩,就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样是违宪的;有人说谁都不可以强制别人戴口罩,又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样也违宪。

大家在报纸上吵,在电视上吵,在网上吵,还吵到法院去。佛罗里达的家长起诉佛罗里达州长,因为州长说在学校里是否一定要戴口罩的决定权在家长而不在学区(school district)。这些家长认为学区有权要求在学校里必须戴口罩,他们希望学区颁布这样的要求。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和密歇根州也有类似的关于mask mandate的诉讼。

还有一场防疫政策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去年年底,拜登政府颁布了一条行政令,要求全美雇员超过100人的雇主都执行vaccine-or-test(即所有的雇员都必须要么打了疫苗了,要么就每周测一次核酸)。如有不符合这个要求的雇员,对雇主处以每人$14,000的罚款。

这个命令一颁布,就吵翻天了。先是美国联邦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临时喊停了这条行政令,然后去年12月第六巡回区上诉法院把临时喊停取消了。同时,又有11个州联合在第八巡回区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拜登政府的行政令违宪。到了今年一月份,Iowa州州长宣布他们州不会执行这个行政令。阿肯色州州长说,在最高法院的决定出来前本州雇主无需执行。Eventually,今年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行政令超出了政府部门的权力范围。

美国的总统和中央政府(aka 联邦政府[注1],federal government)太弱了,连要求全国人民都戴口罩、都打疫苗都做不到。至于要求全国范围内都搞动态清零,就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美国这样各州一盘散沙、都不鸟联邦政府,不是一天两天了。Federal government从两百多年前有美国宪法的那时起就一直是这么弱。更精确的来说,是从1791年的《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生效时开始的。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的全文如下: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翻译成中文就是:“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

就是这么三十几个字,把美国搞成了今天这样。各州在各种事情上跟中央政府唱对台戏:联邦政府说拥有大麻是非法的,很多州说在我们州拥有持有大麻是合法的;联邦政府(曾经)说我们不承认同性恋结婚,很多州说在我们州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联邦政府说卖淫是非法的,但内华达州说在我们州的某些county可以卖淫。

最近还有一件关于州权的大事情。今年美国司法界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最高法院对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一案的审理结果。此案关系到最高法是否会推翻 Roe v. Wade 的判决。有一种观点认为,Roe v. Wade 的本质不是堕胎权,而是州权。他们认为各州有权通过自己的立法程序制定关于堕胎的法律,联邦政府[注1]无权干涉。

我的观点是:堕胎权和持枪权是类似的。美国宪法给予人民持枪权,联邦政府的立法做了一些基本的兜底,例如规定机枪等重武器不在持枪权范围内、规定枪支制造者无需对枪支引起的犯罪负法律责任。然后更多的细则规定都留给了各州自己的立法,比如是否可以open carry、持枪和买枪是否需要permit、买枪是否需要做背调、枪支是否要登记、等等。

堕胎权也应该是同样的:let’s say 堕胎是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一个基本权利,那么就像对持枪权一样,联邦政府可以对堕胎权做一些基本的兜底,比如可以画一条底线,规定不可以对6周(或者8周、12周)以内的堕胎进行任何限制。然后更多的细则就留给各州自己,只要那条线是画在联邦政府的那条底线之上,具体到底是画在6周(得克萨斯)、15周(密西西比、亚利桑那、佛罗里达)还是24周(viability),那就是每个州自己的事情了。《纽约时报》今年有篇文章说美国有超过90%的堕胎是发生在13周以内的,所以我觉得密西西比州的“15周”其实算是合理的。

实在对本州的堕胎立法不满的,也可以搬到其他州去,就好像想结婚的同性恋可以搬到同性恋结婚合法的州去;实在嫌加州税太高的,可以搬到德州去;实在想抽大麻的,可以搬到大麻合法的州。反正美国没有户口、不需要到派出所办居住证。你随便搬。

有时候我觉得,美国这样子一盘散沙,也有一盘散沙的好处。各州各行其是,是一种天然的A/B testing。在很多事情上,各州采取不同的策略,就可以做个比较,看看到底哪种策略更好。如果有一些州选的策略是不好的,那么试错的代价也就仅限于部分的州。

如果整个美国是一个策略、一个方向,方向如果选对了是可以比现在这样一盘散沙的效率更高、跑的更快的。但谁又能保证永远正确呢?方向选错了的时候,步调一致跑得快付出的代价反而会比一盘散沙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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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准确来说,美国的最高法院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不过在中文语境里,很多人理解的“联邦政府”是美国联邦政府里的行政分支。

我家的一次制度设计尝试

最近发生了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大家都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但是,制度设计是很难的。我们家最近就有一个例子。

如何监督减肥

事情的起因是朱苹果要减肥,立flag说每天晚上六点以后不吃东西,并且邀请哥哥和妹妹监督。于是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监督,如何设计奖惩制度。我提议说,每次妈妈违反规定、六点以后吃东西了,就奖励哥哥和妹妹各打一盘游戏。哥哥和妹妹都赞成这个提议,朱苹果也觉得OK。但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制度有问题:会不会哥哥和妹妹为了能打游戏,反而引诱妈妈违反规定呢?

要不我们就反过来,改成“如果妈妈不违反规定,就奖励哥哥和妹妹各打一盘游戏”。这样哥哥和妹妹就会努力的阻止妈妈违反规定了。但转念又一想:减肥、六点以后不吃东西,是妈妈的努力,凭什么哥哥和妹妹就可以平白无故的得到奖励呢?我们还讨论了几个版本,包括如何把爸爸加进来作为一个制衡的角色、不是按单次而是以每星期为周期进行奖励,等等。但每个版本都有一些问题,都不太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监督、没有奖惩制度,还是靠朱苹果的自觉。

制度不好会走向反面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对第一个提议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的确有可能出现哥哥和妹妹为了能打游戏,反而引诱或者放任妈妈违反规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1902年法国殖民政府在越南搞的灭鼠运动。每消灭一只老鼠,只要上交一条老鼠尾巴作为证明,就能获得政府奖励。结果出现了专门养殖老鼠的养殖厂,专门用来割老鼠尾巴。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搞的消灭眼镜蛇运动。

维基百科上的“perverse incentive”条目还列举了另外二十几个这样的例子,都是奖惩制度没设计好,导致了反面结果。

成功案例

奖惩制度设计在公司环境里的一个成功例子是阿里B2B的提成制度。常见的销售奖励制度是当月的提成比例取决于当月的销售额,销售额越高,提成比例越高。阿里B2B的奖励制度是:销售员当月的业绩决定其下个月的提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制度的时候觉得惊为天人,此后每次细品仍然回味无穷。

制度设计在社会层面的一个成功例子是美国的宪法。我以前觉得美国宪法的产生是碰运气的,就好像很多人来猜N个股票的涨跌,其中总有几个“股神”是能猜对所有股票的涨跌的。类似的,很多国家尝试各种可能性,总有一两个国家撞大运撞上了一个能work的可能性。

我是后来看了 Miracle at Philadelphia 和 The Federalist Papers 这两本书改变了认知。Miracle at Philadelphia 在讲费城会议之前先介绍了一些历史背景。美国的宪法是迭代出来的。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是第一版,不到十年就出了各种问题,所以到了1787年,先贤们觉得有必要迭代一下。那次迭代的产物就是今天的美国宪法。

The Federalist Papers 更是一本神书,它的中文名字是《联邦党人文集》。如果我要去坐三个月的游轮,只能带一本书,我会带它。看过《联邦党人文集》以后就明白了,美国宪法能存活那么久,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最古老的宪法(仅次于圣马力诺),不是偶然的。从《联邦党人文集》可以看出,这些Founding Fathers对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的两千多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有很渊博的知识,对各种政治制度和人性有很深的洞察。他们制定美国宪法,不是拍脑袋的。

说到神书,《纳粹德国的腐败和反腐》也是一本神书。这本书的中文版是译林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的。神就神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居然还在卖。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因为纳粹德国的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命的,所以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所以腐败是必然的、反腐是没用的。

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到公司环境也同样适用。公司里的各种问题,比如“KPI导向”、各种短视行为、部门间壁垒、如何避免“创新者的窘境”、等等,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公司里的各级职务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而不是投票或者自下而上推举的)。虽然一些“360环评”、”peer feedback” 等做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下,但无法改变问题的根本。

简单之美

据说阿里B2B的“当月的业绩决定下个月的提成”奖励制度是李琪设计的。卫哲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问我李琪对阿里巴巴整个销售体系最大的贡献,就是一些简单易行的制度”。

简单的制度往往比复杂的制度更容易执行、更少负作用、更long lasting。对于当前制度中的问题,常见的做法是打补丁,遇到一个问题打一个补丁,增加一些条件、覆盖更多的corner case。但常常是越打补丁漏洞越多。比如在我们家的例子里,把爸爸加进来作为一个制衡的角色、不是按单次而是以每星期为周期进行奖励,这些都是在打补丁。但效果都不好,补丁都不完美,而且补丁本身又会引起新的问题,又需要打更多的补丁。

我们写程序、设计软件架构,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是非常信奉“optimize for simplicity”的。在公司里,我不喜欢在各种流程里搞很多“细则”、把制度搞得很复杂。做事情还是要凭良心做,就好像在我们家的例子,我们最终没有搞任何监督奖惩制度,还是靠朱苹果的自觉。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各种“细则”的问题。

比如以前我们有个规定,要求每个发布都是可回滚的。我觉得“可回滚”这三个字就足够了。但就是有人要问,到底什么算可回滚?是一定要有回滚脚本的才算可回滚,还是有一个文档写了回滚步骤的也算?如果要求必须能”一键回滚“才可以算可回滚,那么什么是“一键”?按两下按钮算不算一键?打三个命令算不算“一键”?另外,对回滚时长有要求吗?我这个系统可以回滚的,只不过回滚比较复杂,每次回滚都需要三四十分钟,这算不算“可回滚”?

对于这些对回滚的细则问题,我心里其实一概不想回答。说到底,这些细则是定义不完的。与其不断的细化规则,还不如就搞简单一点。具体到每一个case,到底是违反了还是没有违反,其实大家的认知不会差太远。我说,下次出了故障,是不是“可回滚”没做到,I know it when I see it。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这句话是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Potter Stewart说的。1964年,在审理一桩关于言论自由和色情电影的案件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I shall not today attempt further to define the kinds of material I understand to be embraced within that shorthand description [“hard-core pornography”], and perhaps I could never succeed in intelligibly doing so. But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and the motion picture involved in this case is not that.

这些对细则的问题背后的根源还是奖惩制度设计。因为我们的奖惩制度对于违反“可回滚”要求导致的故障是严惩的,绩效会被打最低一档,会被取消当年晋升提名资格。但对于符合安全生产运维要求但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故障,比如设计和需求没有沟通清楚、写代码的人就是写出bug来了而且测试用例也漏掉了、或者测试用例没有自动化,这样的故障是不会那么严惩的。

于是,大家最关心的不是不要出故障,而是不要因为违反运维流程要求而出故障。

另一方面,从管理者角度说,管理者要抵抗住自己内心的本能,也要抵抗住来自他人的压力,避免试图通过细化规则来解决理解和执行中的偏差。有几次我拒绝细化规则,我只提供一些具体案例,别人再问我就说“I know it when I see it”,这时就有人给我扣帽子,说我不是“法治”,是“人治”。这样的帽子,我每次都是拿下来扔地上的。

越往上,管理者越要避免细化规则。这倒不是因为要给自己留下诠释空间。说一些正确的废话、空洞无物的口号,是可以给领导留下将来解释的空间,正过来反过来都可以解释,这的确是一种“术”。但主要还是因为大脑离四肢的距离远了。我们常常拿蒋介石来当反面典型,他动不动直接指挥师长怎么打仗,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我是非常推崇“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决策和执行的,因为大脑离四肢末端太远了,一方面对四肢末端的情况感知不够敏感不够细,一方面从四肢末端到大脑的反馈弧太长,做出决策后对效果的观察太滞后。

诺贝尔经济学奖

公司环境下的奖惩制度设计,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回溯。

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例子:有个人,到了一个团队,短期内拿到了很好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中,要么是欠了很多债,要么是把团队burn out了。但这个人拿到结果、拿到奖金和晋升以后就move on了,要么去了其他部门,要么去了其他公司。欠的这些债、团队因为burn-out产生的流失,等到他走了以后才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但这时候人已经走了、级别已经升了、奖金也发了。

级别、奖金、股票,给出去了就都很难收回来。在蚂蚁的时候,我曾经听到过有讨论说级别要可升可降。不知道后来讨论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真的这么做。反正降级的事情是非常少的,我工作二十年了,见过的降级加起来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至于奖金和股票,连那些搞出全球经济危机的华尔街高管的薪水和奖金都拿不回来,更别说是大部分普通的公司人了。而且对大部分公司人来说,用短期行为换来自己的加薪、奖金和股票,这样做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通过自己的贡献把公司搞好、把公司股价搞上去的收益。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有人是因为对奖惩制度的回溯能力的研究和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