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公司都可以看作是一根豌豆藤。

就是童话故事《傑克與豌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里面那种会长的很高可以让Jack爬上去那种豌豆藤。我们每个在公司里工作的人都在爬藤，一边爬一边流汗，流下来的汗浇灌了我们在爬的豌豆藤，豌豆藤就越长越高。

有些豌豆藤本身已经不怎么长了，或者长的很缓慢，因为它们已经非常高了。那就是那些大公司。这些大藤还是需要被汗水浇灌的，否则就会干枯倒下。在这些藤上爬的人，想要达到更高的高度，就要靠自己努力往上爬。

有些豌豆藤还比较小。有些小藤还在快速长高中。在这些藤上爬的人上升速度更快，因为他们不但自己在爬，藤本身也还在长高。小藤能多快长高、能长到多高，取决于很多因素。藤上的人流的汗水是一个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因素，有时候，纯粹就是偶然性。小藤的问题是很容易夭折。

我们这些在藤上的人在相互看的时候，只看到各自爬得有多高。我们看不到别人是怎么到达那个高度的。有些人爬藤技巧非常好，很善于流汗，汗的质量也非常高，但不幸的是，他前后爬的几根小藤都夭折了。每次他的小藤夭折的时候，他就要换根藤，每次换藤，他都损失一些高度。

另一些人也时不时换藤。他们每次换藤，都能获得一些高度。那是因为那根新藤上的人特别想要他过去，所以许诺他“如果你来，你可以从一个比你现在的高度更高的地方开始爬”。至于为什么那根新藤上的人特别想要他过去，那原因有很多。有时候是因为他水平就是特别高，有时候只是各种机缘巧合而已。有些大藤上的人被邀请去小藤，并被许以一个更高的位置，只是因为小藤上的人需要一个有在大藤上呆过的经验的人。

每年一大批大学毕业生站在地上，面对一堆藤，他们选择藤，藤上的人也选择他们。藤上的人当然要选那些汗水多、汗水质量好的学生。

很多在大藤上的人都觉得大藤上太拥挤了，或者大藤长高的速度太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离开大藤，去爬小藤。这些离开的人中的一部分人遇到了好的小藤，一段时间后，小藤长高了，加上他们自己往上爬，他们到达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于是他们对着原来那根大藤上的人说：你们看，你们早该离开那根大藤来爬小藤。

不过也有些离开大藤的人不走运、遇人不淑、看走眼，或者遇到了冬天，他们选择的小藤夭折了。这些人要么再换根小藤，要么就回到某根大藤上去了。这些人并不会对别人说那段不走运的经历。这叫做survivor bias。

有一小部分人说：我自己来种一根藤。这些人叫做founders。不过种藤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在比较低的高度上的人有时候会抬头看，看到上面的那些人，时常会想：我怎么才能也到达那么高的高度呢？他们有时候会向那些爬的很高的人请教。其实爬到很高的高度的途径有很多。要爬到很高的高度并不完全只靠爬藤和流汗的能力。其中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是有那么一些爬到很高高度的人，他们能力本身是一般的，但他们碰巧遇到了一根快速成长的小藤，而且这根小藤后来长成了参天大藤。不过他们能一直呆在这根藤上，不被挤下来，这也是需要很强的能力的。

所以，总结一下：你要会爬藤，要努力爬，要会流汗，汗水质量要高；你要眼光独到，栽培或者选中有快速成长前途的小藤；你要在条件对你有利的情况下换藤，额外获得一些高度；你还需要一些运气。这几样东西，占的越多越好，不过极少有人能全都占了。

昨天听说我以前的一个手下最近离开微软了，去了一家已经融了C轮的公司做CTO。我听了很高兴。在这十多年前前后后带过的那些手下里面，这已经不是第一个CTO了。有人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没怎么想。我就希望他们里面还能再多出几个CTO，这样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去他们手下讨口饭吃。

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会经常做横向比较。当我们看到一个以前不如自己或者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现在混得比自己好，心里就会不太舒服。倒也不全是妒忌心在作祟，除了那么一点点人之常情的羡慕嫉妒恨以外，还有那么一点点对自己的失望：自己怎么就被超车了呢。有这样的心理的人其实挺多的。Satya做了微软CEO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悉悉索索的在议论陆奇会怎么想。因为几年前Satya还是陆奇一个手下，他们觉得陆奇大概也会觉得很郁闷吧。

其实，快乐的诀窍就在于，既不要从超别人车中获得快乐，也不要因为被别人超车就觉得不快乐。因为几乎没有人能一直超别人车同时不被超。这并不是说要不思进取，也不是说要把头埋在沙子里。关键的是要有好的心态。对每一个我的前手下和现手下，我都由衷的想对他们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好。

有个上海的朋友发了个朋友圈，吐槽在电梯门口遇到一大群不懂得先下后上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觉得心情特别不好，不仅是因为被推了碰到了，还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要是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也许要到一代人以后吧。等到这些家长都老了，七老八十了，没有力气再去推去挤了。等到这些孩子都有孩子了，等到这些孩子们的孩子的记忆中不再深深的印着挤不上公交车和地铁的印记的时候，也许才会好起来。

我们这一代人，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要坐十站41路公交车。十这个数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经常跟我姐姐一起坐公交车上学放学。她的中学就在我的小学隔壁，一墙之隔。有时候我要一个人坐，我就问她如果听不清楚报站的话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她说我只要数着，数到十站就到了。所以我很清楚记得十这个数字，因为数过很多很多次。但现在一站一站的回想，只能想起其中九站的站名，不知道漏了哪一站：起点站是双峰路站，然后是宛平南路站、东安路站、南洋中学站、斜土路站、大木桥路站、建国西路站、永嘉路站、复兴中路站，到瑞金一路站下车。

早晨上学的时候因为是从终点站双峰路站上车，所以不挤，一般总是能做到一个位子。运气好的时候，前一辆车刚刚发走，下一辆车刚刚开上来，就能坐到我最喜欢坐的那个位子：驾驶员右后方、前门前面那个单座。那个位子视野最好，离门近下车也方便。难的是回家，经常发生连着两三辆车挤不上去的情况。有时候只能先走几站路，走到建国西路站甚至是大木桥路站，那几站上车的人少一些了，车上的人也在复兴中路站和永嘉路站下去一些了，就容易挤上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大多是留有这种挤不上公交车的深深印记的：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昏黄的路灯一点点亮起来，别的人已经搭上了回家的公交车，想到妈妈也许已经烧好了晚饭在等着我回去吃，自己还在有时寒风凛冽、有时阴雨绵绵的车站上无助的等着下一辆，看着车站上慢慢又多起来的人，心里暗暗的发誓，下一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挤上去。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有那么一扇门，永远有无数的人想要进那扇门，门里的人还在往外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往里进了，如果一定要等到门里的人出完才进去，那有很大可能就进不去了。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前的那扇门变成了电梯门的时候，看着身边那十几个、几十个满脸焦虑神色的面孔，对那扇门的恐惧就又回来了。

我曾经以为我们下一代人会免于这样的记忆。但看来并不是。只是他们面前的那扇门，从公交车门换成了地铁车厢门，公交车站换成了地铁站台。今天的大人小孩，也许要坐十站地铁才能回家。今天的地铁，早已不再是整个上海只有一条地铁的那时的光景了。今天的地铁，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公交车那样要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挤12个人，但也足以把个人空间积压到近乎为零。今天的地铁，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等到门里的人出完才进去，也是有很大可能就进不去了的。

也许，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很多人用道路资源的稀缺度来解释上海马路上糟糕的秩序。这样解释也同时给我们自己找了一个很方便的借口，一个不去努力去做得更好的借口：我们可以毫无愧疚感的告诉自己，既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总是人多车多路少的，所以马路上秩序差是必然的结果，既然是必然的结果，那任何试图去改善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们也在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上海很多人不先下后上：因为资源稀缺呀，因为先下后上的话，放在几十年前就会挤不上公交车，放在今天就会挤不上地铁和写字楼和商场里的电梯。将来，就算公交车不拥挤了，地铁不拥挤了，电梯不拥挤了，总还会有其他地方会拥挤的，因为上海是个拥挤的大城市。于是我们给自己找到一个很方便的借口来告诉自己，任何试图去改变身边的人不先下后上的努力都会是徒劳的。

于是，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