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现在的世界里，常常做出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很多都是出于所谓的上级命令。这里有一个案例，或许对矛盾中的我们有所帮助。
1989年2月，东德的小伙格夫洛伊试图翻越柏林墙，被当时的东德哨兵亨里奇用冲锋枪打死。他作为军人，是在执行命令。他没有其他选择，不是吗？这多么像现今的我们，明明知道不对，为了逃避对自己的加害，必须去执行一些加害于其他人的行为。
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了，东西德合并。当理智和人性重新回归的时候，曾经的英雄亨利奇被起诉。结果被判有罪，判处3年半监禁，不准假释。
亨利奇的辩护是，他是军人，他除了执行命令没有任何选择，否则他将被惩罚。但法庭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用于法西斯战法的先例，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人类伦理的底线，否则就是犯罪。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2007年在南京和美军的高级军官讨论过这件事情。我说，如果你的上级命令你在伊拉克枪杀平民，你会怎么办？军人的天职不是服从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美军入驻任何地方之前，所有士兵都会有一个叫做”Engagement Handbook”。其中明确规定了士兵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枪杀平民是被国际法禁止的。如果指挥官要求他这么做，他可以第一，拒绝执行，第二，向相应的检查机构汇报。对于虐待战俘等情况，也明确规定了不可以因为上级命令而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产生如此大的国际反响的原因，因为大家以为engagement handbook可以避免当年亨利奇犯的错误，却没有。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看看二战期间以及之后几十年德国受的苦难，看看非洲国家的苦难，甚至看看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比中国文革还疯狂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并不孤单，中国的苦难在很多地方有类似的情形，这是人类的疯狂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依然在这种苦难的漩涡里。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必须开始建立更加长久的内心的道德标准，而不要受现在的世界的影响。我们或许在有些事情上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的确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
如果你是教师，或许你还不能改变教育制度，但至少你可以减少一次对叛逆的孩子的训斥，或者最不济，减轻这种训斥，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路向前走；如果你是城管，或许你可以放一个烤红薯为生的小伙一条生路，不要那么卖力的驱赶他；如果你是互联网的网管，或许你可以让自由正义的帖子哪怕多活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至少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而选择这个自由，是跟随人性的召唤的决定，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