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范说：怎样才可以不要去想这些烦心的事情呀？
我说：睡觉。

范范说：可是明天早上醒了，还是要想呀？
我说：睡懒觉。

结果被她好好的笑话了一顿。

第一从人口来说，两者有可比性。以美国加州为例，很多的城市人口仅仅是几万，而上海的稍微大一点的小区，人口也要这么多。前一段Google要为整个Mountain View这座城市安装无线网络，炒得全世界都知道，好像是多大的事情。如果仔细一看的话，发现Mountain View只有7万多人，几乎和我所在的小区一样大。

第二从政府的组成。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相类比，倒是让我们可以看明白很多事情。现在上海的很多小区，都会成立业主委员会，而物业管理公司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并靠业主的物业管理费（美国叫做稅 :-)）开展工作。说白了，现代政府本来就应该是物业管理机构，并没有像皇帝一样的权力，只不过中国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在小区里面这种小范围里面，已经开始形成了。

第三就是从政府的组织成员。美国的很多城市的权利都来自于city council市政委员会，小城市比如Palo Alto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周六开会的时候才出现，城市的财务等很多人也可以兼职的，这和我们的业委会成员也多是兼职的很类似，虽然是兼职，却是业主的代表，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因为业主全体的大产证上白纸黑字的写着，这块地方，由这些人拥有），物业管理公司的职员虽然是全职，却仅仅是被雇佣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恰好是业主的话）并不拥有这块土地上面哪怕一点的权力，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洗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大产证上面规定的人所有，而他们仅仅是被业主委员会授权使用而已。

第四从外观上来看，你不觉得上海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小区，已经和美国的城市街道（纽约芝加哥这种超大级城市除外）很像了吗？比如标志清晰，车位管理井井有条，保安和蔼可亲，业主安居乐业。这些场景，离开了保安把守的小区，到了真正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就常常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常常谈中国的民主，我倒是对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反而对于小区层面的民主非常关心，因为我相信，只有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解决，才是更高层面的民主思想基础。

我热心的作为普通业主参与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在业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争执，甚至是拳打脚踢的动武事件（多次）。主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里面从成立很快形成了几个派别。比较显著的保守渐进的（被另外一方成为“亲物业派”）业主和激进的业主（主张立刻解雇现在的物业公司）。尤其以激进的业主派坚持，必须把不同意见的业主“清理”出业主委员会，才可以真正开始讨论问题。更多的人也同意，要先“统一了思想”，才可以开展工作。

我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很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冲突，折中，妥协直到达成共识的过程。业主会里面，就应该有有各种不同观点人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议事日程，来解决问题。一个人可以有他的想法，但他不能因此就要求先把其他的想法“清除”干净才可以，就像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很多学生激进的阻止其他学生复课一样，口头上要民主，却实质上没有摆脱专政的思维。

我理想中的未来，应该是以承认土地的所有权为基础（现在承认50年的使用权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法理的基础），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的面积内（现在以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内），所有的居民集体的拥有对于这个小区内一切法律规定的民事权益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小区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应该由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居民说了算，而不是由其他一些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的人说了算，更不是由这些人的上级单位说了算。

至于小区里的几千人到几万人，一定有上百种观点，怎么叫大家说了算，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简单多数不叫民主，就好像大家决定在张三家门口修一个垃圾场，很有可能几千家同意，一家反对的方式通过一样，这不叫民主，这仅仅叫多数者独裁。现在的比较广泛接纳的方式，就是成立民选的业主委员会，并由它代理执行权力，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并且要求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或者授权其代为强制执行某些制度。

更进一步说，业主委员会，虽然现在还不是，但是将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政府。它不是民间机构，再说一遍，它就是政府。一个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个小区（或者借用美国的概念，叫做“城市”）的政府。它的权力并不是由一个镇，城市，或者中央政府施舍的，它本身就拥有权力（虽然这个权利因为土地的最终国有，现在还不能从法理上说的那么顺，但至少在50年以内，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这样子，一个上海（我一直拿上海为例子，仅仅因为我对这里比较熟悉一些）就被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区域，而每个小的区域，就是一个小政府。几个小区联合在一起，需要管理一些小区之间的公共事务，比如班车，公共街道等等，就必须成立小区联合政府，而这些小区间的政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区政府）的管辖权，仅仅在各个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外的约定的公共区域，这个政府，是没有权利管辖小区内部的事物的，除非各个小区自己的政府共同签署一些条约，并且在本小区推行此条约。这样，小的政府和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于渐进的推进民主，会有帮助。以此类推，以小区的自治，可以推到大区，到城市，由城市到省，由省再到国家。我相信只有在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实现，并一层层而上，才是真正稳固的民主架构。

我现在持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历史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甚至有些小国寡民的影子。绝不认为自己说的就一定对。希望能够和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同一个流程和框架下，进行妥协，折中，直到得出可以执行的方案。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昨天晚上和小伟在杭州文华酒店的顶楼聊天，他提到一个我感同身受的观点：“策划是毒药”，或者用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不专注的策划是毒药”，因为主意出来很容易，但是会有牵涉进去非常多的设计，产品，开发，市场，客服，甚至是管理者的时间进去，而方向，一不小心就偏离公司应有的航道。

小伟举了个例子，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动身要去西湖，也就是4小时的步行路程。
出了门，忽然朋友拉住，说要请吃饭，吃饭也就吃了，反正是白吃。
刚吃好饭，酒足饭饱，忽然又有人说，恭喜中奖，那边有一万块钱领。
有钱不领好像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于是跑过去，兴高采烈的拿了一万块钱回来。感觉很有成就感。
于是一路上，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到西湖估计两天都过去了。

除了抵御外部的诱惑，还要抵御外部干扰。刘韧最近写了关于论坛里面雇枪手的事情，就说的是这回事儿。时不时的，会有些负面消息在不用注册的匿名论坛里面蹦出来。对于这些事情，也要专注。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在高架上面开车的时候，一遇到堵车，总有人习惯性的用前大灯闪呀闪呀，恨不得让前面的车都长了翅膀飞出去。遇到这种主，忽略后面的闪灯和喇叭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若是亮起刹车灯，他另外一个车道，你加速堵住，两个人干上，危险不说，还有可能走错了路。何必呢？

专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要理会诱惑或者干扰，坚持时间长了，就有收获。

最近，刘韧邀请我加入5GSNS.com，我发现是自己架设SNS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好朋友在一个网络上面更新动态，就像一个自己的facebook。

我试过很多的SNS网络，无论Facebook, MySpace, LinkedIn,还有众多的中国SNS，却始终没有办法找到适合我的。这种感觉，就像Blog到处搬家一样，对于真正认真的人来说，总是有种不安定的感觉。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困扰我的如何保存我最珍贵的资产 – 我和我的朋友的关系问题 - 或许有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通过5GSNS，我发现UCenter Home的存在。感谢Discuz团队做的这个好东东，让个人的SNS已经开始成为大家的一种选择。我知道，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架设一个SNS服务器，就像我曾经架自己的blog一样。我并没有野心成为facebook，就像我的blog从来没有想法成为blogger.com一样。Blogger.com或者Facebook.com做的是平台的事情，我做的仅仅是软件使用者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事情。这本来就是两码事。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朋友圈的诞生（网址暂且保密）。

对于自己安装的这个SNS，我希望有几个准则：

1. 所有人用中文名真名。这个是当然的事情。
2. 我会非常有选择的添加我自己的朋友。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所有我添加的朋友，我一定会有一张和他的合影。一定。我希望，我和我的每一个朋友，也因此至少有一张合影。
3. 每天添加不多于一个朋友。我可以坚持六年每天写blog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很久以前我给自己定的一个准则，每天不可以写超过一篇blog，这样我在开始的两个月里面，总有写东西的冲动，所以脑子里的话题永远大于我写blog的天数，等到想写的话题都写完的时候，写blog已经和吃饭一样是戒不掉的习惯了。所以，我希望添加为我的朋友的，都是我严肃和认真的认为是自己宝贵的朋友的人，而不是直接把我的通讯录里面上万个人一下倒进去。
4. 我的朋友也可以使用我的这个服务器，就像我的一些朋友也在公用我的这个MovableType安装一样。不过，我建议我的朋友如果有技术能力和资金能力的话，还是尽早在自己的域名下用自己的软件架设自己SNS，因为以后你不会因为早期把blog建在别人的域名下而后悔。不过如果你愿意使用我的这个，欢迎。但是，希望你可以同样坚持我所坚持的上述三条。这不是强制，比如你可以加任何人，也可以每次添加多个，但是，不希望你添加任何你自己不熟悉的人为自己的朋友（为了你好），每天最多也不要多过三个。拜托。

好了。我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王建硕的朋友圈。我为认识你而感到高兴！

注：下午和陈实聊天，他倒是提到这个主意，给了我很多启发，所以擦有了我的这个主意。

智商

谈起智商，我一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智商，也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到底什么是智商，大家都有些隐约其词。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还有人像模像样的推出了测试的题目，还给人打一个80-140分数。小的时候还挺相信有智商这种东西的存在，坚信智商越高就越聪明，不过现在，智商这东西对于我，并不显得比通过星座或者血型预测未来更为准确。

我倒是相信，人的性格，特质，和能力有个体的差别，研究这种差别是有科学的必要的，但是因为这种差别就认为对于预测未来有任何的帮助，就有些不合理了。

以智商为例。有的人的脑子就是偏向于事实的收集，细节的关注，而另外一些人就是比较善于理论，善于总结和归纳，在细节中间找出规律来。而智商测试，其实就是测量偏重于“总结“这个能力的测试。把智商叫做“归纳总结因子”倒还是准确一点，如果叫做“智力因子”就不靠谱了。测出来智商高的人，的确能够在1, 2, 4, 7, ___ 这个空中填上11，或者在 | \ -- / __ 里面填上|。不过，仅此而已。除了能够说明这种特定的能力比较强以外，真的并不说明太多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就更容易成功呢？说不定，要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准了。说到这里，让我花些时间，阐述些不着边际的想法。

不平等的社会

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只不过，我们从根据是否足够强壮到在决斗中胜出的古罗马社会，进化到根据一个人的血统来分配的封建社会，甚至我们还曾经比较搞笑的根据“出身”来决定到底是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还是应该除掉的“地主”的社会，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理论上根据人的才学来做不平等分配。我们还是为了解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用了不平等的方式，仅仅是不平等的根据有些变化而已。

比如今天正在进行着的高考。我的问题是，根据考生的父亲是不是市长或者主任来录取显然已经不能被人接受，但根据学生能不能知不知道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定义就决定他的前途，虽然进步了一些，但是不是依然那么有道理呢？是不是只有可以解出复杂的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才更优秀呢？从单一的教学的角度来说，是的。但是，就像智商一样，它仅仅是衡量了人的一种能力，而我们根据这个能力的衡量，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就不尽合理。如果说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并非正统教育出身其实就已经暗示，这种衡量体系的偏颇所在。

不平等中的平等

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各国都在实行或者努力实行的样板：通过尽量控制在中等教育以及之前的教育的平等机会，给予每一个足够长的起跑期，然后在高等教育或者以后的工作中，采取根据考试和才智来做不平等的分配。这也是不平等和平等的折中。也就是说，先给予平等，然后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选拔，并根据此选拔结果，给予不平等的对待。

对于一个考不上大学的人挺难以回答的难题就是：“请告诉我，为什么你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了12年，获得了平等的教育，却不能考出同样的成绩？”这个问题的确让人尴尬，却无法正面回答。对于成人的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明朝的农民家里一贫如洗，他或许还可以狡辩“我并非生于王侯将相之门，纵使我聪明，有能力，我也只能贫苦”，而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竞争更加公平，公开的沿海地区，甚至取消了高考的分省录取，户口制度不再阻挡人的流动，如果一个人没有钱，就挺难回答同样的诘问：“亲爱的穷光蛋，请问为什么你被给予了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教育，同样的不加歧视的招聘机会，你却依然这么穷呢？”。在明朝的时候，如果说贫穷仅仅代表着物质匮乏而带来的痛苦这一件事情的话，现在的贫穷，就不仅仅要忍受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而且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了。

所以回到智商的问题上，测出来的智商高，仅仅说明在无数种能力中的一种出众，决不可认为是全面的出众；而这个社会，也切不可仅仅以一种才能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否则虽然打着平等的口号，却可能和封建社会仅仅根据出身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一样可笑。

多样的社会标准

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很多社会终于可以认可人本身的多样性，用多样的方式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并且给予响应的认可。比如在高考分数的维度上，就以少得可怜的几门课的规定的几百个知识点作为考核，而身体强壮与否没有关系；而在奥运会上，是不是算得出排列组合的题目，或者肤色，国家已经不重要，而仅仅考核身体的强壮。当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标准可供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要被衡量的标准，这个社会才能人尽其才。

换一个衡量标准，这个世界的人就呈现另外一个样子；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人，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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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一高（洛阳第一高级中学）是省重点，全市最好的高中，是百年老校。每到高中录取的时候实施直截了当的录取办法--全市的考生按成绩大排名，前面的大约360人进入洛一高，就这么简单。因为是百年老校，所以坐落在比较落后的瀍河区，周边全是居民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商店。旁边的学校也不少，比如林业学校，回民中学等等。这是个相对封闭和简单的经济环境。

买家的货币成为通用货币

像每个学校一样，洛一高发行了自己的菜票，林校也发行了林校的。。。学生可以用菜票在学校里面消费。

学校门口的爽明街，随着大量学生的进入繁荣起来，供应午饭晚饭的小炒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洛一高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比较富裕的西工，涧西等工业和商业区，购买力明显较强。为了招揽生意，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商贩开始打出“收菜票”的广告，因为不收菜票就等于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户群，而此菜票仅指洛一高菜票。很快，洛一高菜票在商贩中流传起来，成为了人民币之外的另外一种通用货币。而林校等其他学校的菜票并不流行，林校等学校也不使用洛一高菜票。

点评：买方的货币会成为通用货币。美国二战以后，强大的购买力导致美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成为主流货币。买方的语言（美式英语）成了最通用的语言。

通过发行货币可以掠夺财富

洛一高的菜票毕竟不是人民币，用普通的牛皮纸印制，洗衣机一洗，就成了纸浆，折得次数多了，也就破了。学校只要发行了菜票，人民币就进了财务的帐，而持有人手里的固定的百分之几的损耗，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了学校的收入，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拿来兑换回午餐或者人民币了。同时，流通在一千多学生，以及外面的商贩手上的大量菜票，等于是学校的无息贷款。

点评：发行货币可以掠夺财富。美国发行了无数的美元，当她的货币成为主流货币时，流出国境的是纸，流入的是黄金，机械，石油和原料。

通货膨胀

在我在洛一高读书的几年中(1992-1995)，洛一高换了两次菜票，样子彻底变了；更狠的是，旧的菜票限期作废。这一下，学生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苦了周围的商贩。手中的菜票转眼间有变成废纸的危险。因为学校的菜票兑换窗口是只对学生开放的，而且限制超过一定数额的菜票兑换回人民币，商贩们只得求学生代为兑换。所以，就有了10元人民币可以换15元老菜票的事情。商贩有所损失，但总比一分钱也拿不到要好。更多的商贩眼睁睁的看这手中的菜票烂掉。

换彩票之后的一段时间，商贩开始拒绝接收洛一高菜票，但只要有人重新挂起收菜票的牌子，那里的生意就会出奇的好，而不收菜票的地方就门前冷落。要不了两个礼拜，洛一高的菜票就又通用起来，丝毫不见了当时经济萧条的影子。洛一高学生相对巨大的购买力，对于靠做午饭为生的商贩如生命线一般。

但是，这手中菜票对于商贩来说是一块心病，所有的商贩都会想办法兑换成人民币。在每个周一学生们回校的时候，聪明的商贩就给出了十元人民币兑换十一元菜票的优惠条件，将手中的菜票成打的快速出手。好在5元一份的菜的成本可能还不到五毛，这点让利还可以接受。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转向商贩买菜票，并在商贩那里消费。当这种兑换汇率稳定以后，洛一高的菜票相对于人民币来说，不知不觉的贬值了。

贬值对于拥有人民币的学生来说是件好事，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午餐。这对于林校以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有吸引力，甚至周围的居民都开始对换洛一高的菜票来买东西，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强大的购买力促进了该货币（菜票）的流行；较低的货币信用，导致它的贬值；而贬值却更加加速了它的使用。曾经有一时洛一高菜票，这样一个中学的货币，在学校附近相当大的范围里流通着，使用者从洛一高的学生，到商贩，到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周围的居民。。。

直到我毕业的时候，这种准货币和相对封闭的小市场还依然这样运行着。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突然想起1789年巴黎革命成功后，唯一一个站出来为革命的目标路易十六辩护的马勒泽布。在路易十六统治下保护《百科全书》和那批思想家的是他，路易王朝被推翻后，为其辩护的也是他。他的行为的后果可想而知，"人民“在断头台砍了路易十六的头的同时，也顺手把他的头给砍了。

如果在18世纪末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它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的道理，我希望300年后，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明白理性和制度对于一个民族的得救的重要。巴黎1789年开始的百年腥风血雨，以及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出现的重演的历史明白的告诉我们。

马勒泽布虽然和现实的论战的关系不大，但就是不知怎地，看到很多评论的时候，心中总惦记着马勒泽布被不经意扫去的脑袋。

后注：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因为这本书，我把他们写的另外八本书，也一并读了。

逸凡显然很喜欢人民广场，虽然对草坪上成群的散步的鸽子没有表现出我们期望的兴趣，却兴奋的观察到了大量的公交车和几个行人拖着的拉杆箱，每一个都让他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一定要探着身子盯着它消失在视野之外。并且喜欢趴在来福士广场六楼的落地玻璃窗前看上海的繁华的的夜景，高兴的啊啊大叫。

晚上8点半，回家的路上，逸凡依然保持这兴奋头，面朝车后窗，咚咚的不停敲着后面的挡板。当发现他的“噪音”引起妈妈的注意以后，他就高兴得直打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上海的夜里，在世纪大道上，从后视镜里看到小宝欢快的样子，听他精力充沛的“打鼓”，这个场景，一定会和逸凡出生３天后，全家离开妇幼保健院回家的那次旅程一样，长久的印在我的脑子里。幸福两字，已经融化在空气里，把我们一家浸在其中了。

晚上小宝回家后很快就沉入梦乡。他很累了。我估计他在梦里也会想起今天全家在一起，玩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世面的情形，而自己就是画面里那个幸福的小家伙了。

今天和晓洁聊起中国公益组织的未来。

我觉得还是以前我在微笑图书室3年的顾问工作中体会到的。

第一点，商业运作的原则。

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也和一个公司，或者任何团体一样，将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像有崇高理想的人首先也是人，不能不吃饭，不睡觉一样，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

我参与或者看到的很多公益组织，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坚信，只要以公益为目标，只要是一群一心想做好事的人，聚在一起，自然能做出好事来，效率自然比商业公司高，获得的外部支持一定比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一个误区。

我一直认为，公益组织要商业化运作，这一点和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它要招聘，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工资给自己的员工；它要理清楚自己的财务流程，建立比普通公司更加专业，透明和高效的财务体系；也要做市场，让自己有资金或者人员的支持；也要专注做内部治理的改进等等。这些和公司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区别仅仅在于，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营业额和成本的差额（就是利润）归股东所有；而公益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目标是特定的公共利益，营业额（获得捐款或其他方式挣到的钱）和成本（比如建立小学付出的钱）之间的差额很小，或者保留为未来的公益目使用，而非股东占有。

第二点，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

就是说，公益组织也要回答捐赠者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钱捐给你”的问题。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我放一个捐款箱，或者有个捐赠账户，大家就会给钱，“如果你不给，一定是你的道德问题，或者至少是公益的意识不够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有这种现象，仅仅是公益组织的竞争还没有开始。

公益组织的未来，一定是百花放，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在公益的基金会这个“行业”，可以说还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以前设立咖啡豆俱乐部的时候，就面临个人小额无法设立“基金会”的困境。个人要捐款，除了耳熟能详的几个某某会，某某工程以外还没有足够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诞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解决他们的合法化问题和监管问题，会有非常多的公益组织，为各种各样的公益目标筹集资金，那个时候，每个捐款人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在组织目标，执行结果，资金使用效率，透明度，甚至小到“捐赠者服务”水平等等方面做出选择。

公益组织，毕竟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帮助捐赠者间接地完成某些公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面，仅仅从事公益本身，并不直接代表着道义上的特殊性，而是那些捐赠者，才是真正这个社会的“好人”。在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公益行业，每天有很多的公益组织诞生，也有很多公益组织在竞争中消失，这样社会的资源才会更加高效的流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最近上海周边的市政建设的规模超乎我的想象。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前几年仅仅当作一个超级大的设想，没想到三周以后就会通车了。我决定一定要开车过去看看。同时，上海到崇明岛的遂桥工程也在掘进中，并且通过大桥和北边的启东相连。这两个超级大的工程，一下就把上海的南北打通了，中国的东部的“湾区”好像正在形成。

大工程是更大的工程的一部分

不过，让我更加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个工程仅仅是一个更大的跨越中国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杭州湾跨海大桥这36公里的高速公路，将成为3710公里的沈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约占1%的距离）。沈海高速公路从沈阳一直通到海口。这条高速公路有一个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名字，叫做G15。在这条贯通全国东部的大动脉上面，还有比杭州湾大桥更加让人难以想象的工程：跨渤海湾的规划和跨越琼州海峡的规划。而崇明岛遂桥工程则是上海到西安的沪陕高速公路(G40)的起点。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洛阳到郑州到开封的高速公路开通的场景。那一条开洛高速公路，已经让我好好的兴奋了一段时间，因为两个城市的距离一下感觉近了好多。不过不久，开洛高速公路的牌子就被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代替了：连霍高速公路。连霍高速公路的起点是东海岸的连云港，而终点是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霍尔果斯，公路全长 4280公里。不久以前，这条东西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被命名为G30。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

2000年第一次去西雅图出差，在旧金山转机回来，我的堂哥曾经提议开车把我直接从西雅图送到旧金山，这个建议让我大惊，那几乎是沿着太平洋开过半个美国！而他说，没有走过美国的高速公路，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繁荣的根源。那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高速公路有印象。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西雅图，从市中心到微软总部所在的Redmond，大家天天上班必走的一条高速，叫做I-90，就好似大家在上海走高架路一样平常，我一直把I-90当作西雅图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是，有一年，我从西雅图到坐了4个小时的过夜飞机，在早上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水牛城Buffalo（尼亚加拉瀑布旁边），哥哥从加拿大的多伦多开车接我（就是那天早上8点钟在车上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的消息），从机场出来，一个拐弯，车子就行驶在名为I-90的高速公路上。原来这条90号州际公路，贯穿整个美国大陆，从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海岸，在我的行程中，和我如影随形。

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I-10, I-20, I-30直到I-90，从西雅图开始的I-5，I-15, I-25，一直到穿越纽约I-95，这些高速公路就像密密的网格一样，连接整个北美大陆。

美国的这个全场4万多英里的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州际公路网络的系统，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直到90年代最后一个红绿灯取消，才最终建成。当时在西雅图的旅馆里研究整个晚上以后，开始YY：什么时候中国才可以有类似的高速公路网络呢？

中国的高速公路网

终于，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也开始从一段一段，最终形成网络了，当我开始重新注视中国的高速公路地图的时候，从北到南，一些陌生的高速公路的名字在地图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

G11 鹤大高速，鹤岗—大连
G15 沈海高速 沈阳—海口
G25 长深高速 长春—深圳
G35 济广高速 济南—广州
G45 大广高速 大庆—广州
G55 二广高速 二连浩特—广州
G65 包茂高速 包头—茂名
G75 兰海高速 兰州—海口
G85 渝昆高速 重庆—昆明
(虽然没有规划，我相信总有一天，G95,就是从新疆到拉萨的高速公路也一定会有的）

除了纵向的9条，横向的高速公路更多，比如：

G12, G16, G18, G20, G22, G30, G36, G40, G42, G50, G56, G60, G70, G72, G76, G78, G80

其中几乎都是像连霍高速一样，贯穿了中国的东西，连接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

和美国不一样的，中国还有从北京发散出来的7条高速公路，
G1 京哈高速 北京—哈尔滨
G2 京沪高速 北京—上海
G3 京台高速 北京—台北 (其中的一个难题是海峡通道的方案，不过比这更大的难题当然是统一的事情）
G4 京港澳高速 北京—港澳
G5 京昆高速 北京—昆明
G6 京藏高速 北京—拉萨
G7 京新高速 北京—乌鲁木齐

当我们还没有适应的时候，这些高速公路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虽然从道路的建成，到很多的人们使用它，到对于经济的影响，到重新经济的发展导致更多的道路建设，这中间的每一步，或许都需要几个10年才会传递到下一步，但就连我这个彻底不懂经济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个网络的建成，一定在未来的100年里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根本的影响。

我喜欢Gxx

今天Wendy 11点钟接了个电话，下午4点时候已经出现在河南的南阳。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报告她的见闻。她说，在飞机场出来，看到了一个标志，是一个硕大的G55的标志，说和我前几天跟她提及的一样。

看来，G开头的全国高速网络不仅仅是一个规划，它真的在我们身边了。G55连接了我的家乡洛阳和她的家乡南阳（这是个大好消息！春节的时候，我们总算可以开车方便的直达，而不用绕道郑州了！），G55也连接了中国中部最北部的二连浩特，和南部的广州。洛阳成为了G55和G30（连云港到霍尔果斯）的节点，而南阳成为了G55和G40（上海到西安）的交叉点。在中国，9条东西干道，19条南北干道，和7条幅辐射这样的交叉点城市会有多少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重要城市都会出现在这个网格的节点上，或者，从这个网格诞生出更多的重要城市。

相比起来，上周三月26日，同一天经历了中国的两个新机场航站楼（上海浦东T2和北京首都T3），以及去年的最后一周上海58个地铁站同时开通，这些让人兴奋的大工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无疑是一个大得多，影响更加深远的工程。总之，我觉得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很有特别的时期。。。。

对于一个人的相貌，《撞上快乐》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一个案例，就是用调查问卷询问很多人关于他们相貌的自我评价（1-10打分），测评结果表明，所有的人对自己相貌的评价的平均值，远远高于5，而实际上，只有5才是客观的值。就像另一份问卷中女人认为平均起来1/10的丈夫有婚外恋，认为自己的丈夫有婚外恋的远远低于采样总数的10%。

人的乐观让人开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样一本书《撞上快乐》里面提到，人群中有很少一群人能够准确的估计自己的能力，这些人被现代医学称为“抑郁症患者”。

比方说所有的足球迷都愿意现场看足球，至少也是看直播，听直播；看重播的足球节目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知道了结果以后再看重播简直就是折磨。为什么即使不知道结果，也不愿意看重播呢？研究表明，潜意识里面，人们还是相信如果看直播，自己的呐喊和跺脚，可以通过电视的无线信号，到达几千公里以外的足球场内，并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哪怕极其微小的影响，而只有抑郁症患者会准确的告诉正站在茶几上的足球迷：“哥们儿，下来吧，你跳的再欢，也无济于事的。”

自己的孩子，外表和举止和自己很像，也就是说，“比绝大数人好看”；
别人的孩子，外表和举止和他们的父母很像，或者换句话说，“仅仅是一般，或者同样的难看”。。。

人的乐观让每个人都过着还不错的幸福生活，而不至于因为看得过于客观而对生活失去兴趣。

半年前，余虹教授写过一篇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除了“基于亲疏敌我区分的爱”，和“基于善恶是非的爱”这两种我们所熟知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爱，就是“对所有人的普遍的爱，一种爱敌人，也爱恶人的爱”。这正是一种我们陌生的第三种爱。

余虹教授举的例子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中，人们在纪念遇难者时，将爱给予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33名逝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32名受害者。这和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杀害美国学生五位教师和同学后，受害者安妮•克黎利的家人写给卢刚的家人一封的信有些许相似的地方。他们在信中写到：“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种对于罪人的爱，对于我们来说，一度曾经很陌生，不可以理解，甚至不相信它的存在。

过去几年，我才开始理解，把最大程度的怜悯和宽容给予每个人，包括犯罪的人对于社会的意义。

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倾向，觉得错事情的人和自己不一样；犯了巨大的罪过的人，和我们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们问道。

而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他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在我们面临他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只有借着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克服人性中悲剧性，才能不滑入同样的结果。

犯罪的根源，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体，也因为人性中的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品格，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和历史上众多的悲剧人物一样，酿成自己的悲剧；我们和罪人之间，有太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恨，怯懦，愤怒，贪婪等，就像在罪人身上一样，也在我们的身上；对于有罪之人的理解，也是对人性的理解。

悲剧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尤其是悲剧作品，帮助我们看到人性中固有的悲剧因素，不露声色的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就是悲剧的主角。比如：当我们反对一桩婚姻的时候（不论是因为任何不可以接受的经济因素，或者因为嫁给的是你不喜欢的国家的人，甚至因为两个人是同一性别等等），我们应该看一看《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们就是那族人，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当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某些人物因为某些我们也无法确认的罪名而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药》：我们就是那围观的群众，而我们却依然兴奋的鼓着掌！当我们在开始攒钱准备买一辆我们买不起的车的时候，《项链》善意的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贪图虚荣的马蒂尔德夫人，我们却以为我们开始了幸福的旅程。。。

悲剧作品就是帮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轻易的成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有人拿刀砍人，不是因为他生性和我们不同，而正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摸一样，和我们一样会愤怒，会被愤怒冲昏头脑，会失去理智，所以才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有话好好说》是一部有趣的表达这个意思的中国电影：我们还没有拿起刀砍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被“逼急了”。通过转换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人增加些理解；对犯了错的人在谴责的同时，会多一些同情，怜悯和宽恕。

憎恨罪恶却对有罪之人心怀怜悯

我们憎恨小偷，但请假设这个场景：他的孩子饿得哭了一夜了，他曾经试过跪求人们的施舍，却没有人愿伸出援手，他简单的脑子里能够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尝试过了，留给他和他的孩子却只有一条路。为了孩子，他选择了偷。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虽然依然会谴责他犯的罪，但是我们在道德层面，是不是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优越感？如果换做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做同样地选择呢？我们和那个小偷确有一样的求生的本能，一样有对孩子的爱，一样有对于被抓而遭到毒打的恐惧，这都是我们共同人性。到底我们应该埋怨着个小偷多一点，还是埋怨这个没有给予一个个体足够关怀的社会多一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由此进一步考虑，如何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可以让流浪的人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证，而不要只给他们一个选择，逼他们去偷，甚至去抢？这个偷东西的罪，难道不应该由社会（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偷瘦弱的肩膀上分担一些吗？

虽然不是每一个小偷都有例子中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每一个小偷后面，一定都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了解的故事。我们假想如果他们受过了基本的义务教育，如果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如果这个城市能有更多的机会，甚至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要给他们灌输那么多的不劳而获的想法，他们（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另一个我们）或许就可以远离罪恶，不是吗？

砍手党的故事

对于砍手党，我看过其中一个成员在被捕的时候讲述的故事：他来自偏远的山区，从村里仅有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大城市里让他想都不敢想的繁华。他到广州打工，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下来，结果老板欠薪逃跑，自己在工地上摔成重伤，没有人为他付医药费；离开医院的时候，背了一屁股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他求救，社会没有给他任何的同情；在春节有钱人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他连家都回不去。于是他恨这个无情的社会，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带金链子的手镯，拿最贵的手机，而他不能；他加入砍手党，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他应得的公正。。。

这个故事或许经过了编辑的加工和煽情，我没有办法核实是否是事实，但我判断类似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并不少见。这也是马加爵的故事。哪一个暴力犯罪的人，没有类似的先受到伤害，接着以暴制暴的故事呢？

仇恨，冲动，逞强，懦弱，贪婪，绝望，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很容易突破理智的防线，并酿成悲剧。每一个杀人犯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或许和我们在同样的场景下做出的反应完全一致？仅仅我们如此幸运，还没有被命运的玩笑捉弄而已。拿我来说，当有时不知道什么哪里来的冲动就会和旁边的一个插队的车抢道，而在此之后，才想起“当懦弱的理智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开始行动”的道理。

对于砍手党这样的严重犯罪，我们的社会不缺少惩罚的机制，缺少的是深深的怜悯。即便是对于罪恶深重的罪犯实施死刑的时候，也应该由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来分担更多的罪责，并通过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更小的城乡差距，更可以依赖的司法体系，更稳定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来减少触发人性中悲剧因素的环境，来减少犯罪，而不仅仅是在对个本来已经问题多多的社会雪上加霜，通过投票支持“就地击毙”来再额外关上一扇可以本通向希望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