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人口只有4百多万，面积只有720平方公里的地方，邮政编码居然多达6位，而且看起来还用不像中国的200030这样空荡荡的样子。比如：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442 Orchard Road
Singapore 238879
这一百万种可能性等于每720平方米就有一个邮政编码。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新加坡把每一个幢建筑都编了一个号码。在新加坡的GPS或者Google Maps上，只要输入238879，就可以唯一的表示一个目的地了。
与此相似的美国道路也有这种感觉。有一次从西雅图打车去如下地址：
15600 NE24th St
出租车司机一路狂奔，直接拉到。我说，你怎么知道一万六千多号怎么找？他说很简单呀，15600就是地156路和24街的交界口。西雅图从1道往西，一路遍号过去，到156道，158，159, 160，161, 162这样编过去，只要知道了门牌号，就知道了在哪个街和那条路附近了。同样的2400, 156 Ave也是同样的位置。
P.S. 今年的月饼节，就在新加坡过了。没有月亮。
道路的标号是一门有趣的学问，把繁杂的物理世界变成井然有序的数字，需要花一点心思。顺便把中国和美国解决同样的问题的方法比较一下。
主干道的编号
中国刚刚诞生的高速公路体系在编号上面，和美国50年代开始修建的艾森豪威尔高速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奇数表示南北方向，比如上海附近的G15（沈海高速）, G25（长深高速），洛阳附近的G55（二广高速）等，偶数表示东西方向，比如上海附近的G40（沪陕高速）, G50（沪渝高速）， G60（沪昆高速）等。美国一样，西雅图那里的东西的I-90，南北的I-5;旧金山那里东西的I-80和南北的I-5等等。。。总体说来，本着5结尾就是南北骨干，0结尾就是东西骨干的方式，中美一致。中国特色的是从北京开出来的几条一位数字的放射线，比如G1京哈, G2京沪 – G7京乌的7条线。
和主干道相连的高速
考虑到和主干线相交的地区干线，中国采纳了和美国不同的编号方式。中国使用四位编号，和主干线相交的环线，在主干线后面加一个0（好似一个环的样子），然后再加一个数字编号。比如上海的郊环线(A30)就因此编成了G1501，过了杭州湾跨海大桥以后，在宁波画了第二个圈，就是G1502。G25在南京画的一个圈就是G2501等等。如果是和主干线平行，第三位就是一个1，好像一条线。比如G15在经过山东时候的G1511，在宁波附近的G1512。。。
美国则所有的主干线的支线都用3位数表示，后两位是主干道的编号，第一位如果是偶数，表示平行线，就是沿着这个枝杈还可以回到主干线的那种，如果第一位是奇数，就是垂直线，离开了就再也回不来的意思。比如在硅谷，主要的高速全是80结尾，比如I-80, I-380, I-280, I-680, I-880. I-80是从西海岸的旧金山到东海岸的新泽西一条笔直的跨越北美大陆的高速，也是那么多n80的命名之源。I-280, I-680, I-880组成了一组围绕湾区有重新回到I-80的旁接线。在洛杉矶，因为城市里面交错着I-10和I-5两条大路，结果就有了和I-10垂直的I-110, I-710（都是南北线），和它平行的I-210（东西向），还有和I-5这条南北线垂直的I-105（东西），和平行的I-405（南北）。
和老系统兼容
中国和美国除了新生的高速公路体系，都有一套已有的国道体系。美国的就是US开头，比如硅谷形成依赖的US-101，以及被称为美国的母亲路的US-66（《汽车总动员》所描述的那条）。中国则是国道，比如上海到西藏的318国道，上海到新疆的312国道等。
两套数字编号系统，很容易发生标号的混乱。中国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是采用了不同的位数。一位，两位，四位数字，就给新的高速公路体系，而三位数字，留给了老的国道。
美国则用另外的办法。他们的US国道体系是两位到三位之间，顺序增加，而高速公路体系也是两位到三位之间。如何在一个命名空间里面和平共处呢？为了分开，新的高速体系从东南角，就是圣地亚哥开始，向北，向东逐渐增加，而老的系统从东南角开始，向南，向西逐渐增加。这样保证了在一个区域，不会有两条名字相同，却属于不同体系的道路。比如硅谷的US-101和I-80和稍远一点的I-5，就一大一小。为了避免在美国中部（东西的中部，和南北方向的中部），都会编到5左右，他们的新高速彻底跳掉了50号和60号以及之间的编号。这下大家就不会碰到了。比如在亚利桑那州里面，碰在一起的两条路分别是US-66和I-40。
出口编号
除了大的编号以外，中国的新的高速公路体系的出口开始采用了里程编号体系，就是从开始处的公里数的整数命名这一段上的出口，比如从北京出发，在上海段的203出口就到上海了，也就是1203公里的地方（超过1000，只取后三位）。美国的高速也大抵如此，却没有全国的规范。
虽然韩寒对于编号的必要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质疑，我依然喜欢新的全国编号系统。开在延安路高架上，看到G60，好似前方就是昆明，到了G15的交界口，左转是海口，右转是沈阳。编号的统一，的确为全国的出行提供了方便。当然，我这里讨论的仅仅是编号。如果考虑到出行的成本，那又是另外一篇文章了。比如上上个月，从洛杉矶两个人飞到Las Vegas，机票要300多美元，如果开车过去，5个小时，30块钱美金油钱就到了，没有任何路上的费用。之后我们一口气开了2000多公里，经过大峡谷，Sedona，凤凰城，墨西哥边境，到圣地亚哥，再回到洛杉矶，就是200美元。油便宜和路便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上海，去一趟南通回来，油加过路费就已经六七百块钱了。。。
我对大学里面不务，因正业的学生总是有特殊的偏好的为我自己在大学里面就是这样的类型。保守的估计，我或许旷掉了一半的课，相当的愧对于险些拿不到的文凭。
在交大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虽然缺了课堂上面打盹或看小说的记忆，却并不无聊。如下非正常的活动，反而无意插柳般的填充了课堂外面的空白。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的很多我欣赏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甚至还有很多没有拿到毕业证。但这些人，是一种人。
我在想，现在在交大，还有这样的学生吗？是不是大三的重新划分专业，已经逼得大家把大一变成了高四？是不是就业的压力，已经让学生更加务实？很想知道。
在现在的交大，有和我当年类似的人吗？很像找到你们，一起聊聊。就像后来有些不了了之的咖啡豆计划那样的形式。如果你觉得我找的人就是你，给我写信吧：jianshuo at hotmail dot com.下一次去闵行校区，估计可以聊聊。
那天和朋友聊天，大家都很怀念环境宽松，新主意不断，互联网蓬勃如春天的2005年。不过，我觉得互联网的再一次春天不远了。去年有点像互联网没有任何声音的2002-2003。没有沉闷，就没有活跃。看一看我们这个互联网圈子里面，离职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当离职的多了，创业的还会少吗？因为从定义上来讲，如果没有大批的离职，就没有大批的创业。
后注：Wendy报了一个长江商学院金融MBA的班儿，开始意气风发的准备读书。上个周末飞到北京参加了开学典礼，之后拓展了两天，爬高上低，登山速降，回来累的只会睡觉了。今天下午，得知他们每人发一个iPad，这。。。毕竟人家是商学院呀。。。
在一个培训里，我们做了个有趣的游戏。那个游戏是一个囚徒困境的翻版，是为了证明双赢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的。简化来说，是这样的：
两个人猜拳。
每个人都可以出剪刀或者布。
积分规则如下：
若两人都出剪刀，各得1分；
若两人都出布，各得3分；
若一人剪刀，一人布，剪刀者得5分，布者得0分。
如此往复很多次，积分最多者获胜。
如果是你参加这个游戏，你会选择以何种逻辑出拳呢？如果是几百个人，两两玩这个游戏，8个小时以后，最高分获胜，你又会怎么玩呢？
局部和整体
如果从个人自私和理性的角度判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出剪刀。在对方出剪刀和布这两种情况下，自己出剪刀总比出布得到更多的积分：
如果对方剪刀，自己出布，得0分；自己出剪刀，得1分。
如果对方出布，自己出布，得3分，出剪刀，得5分。
同时，把两个玩家的积分相加，就得到总财富的增加。两个人都是剪刀的时候，总财富加2，一个剪刀一个布，总财富增加5，而只有两个人都是布的时候，总财富增加最多，是6。从集体的角度，每个人都出布最佳。
这是一个虽然游戏双方都知道出布对于整体更加有利，却又不得不出剪刀的困境。
最优解
在二十年来的竞赛中，最高分的算法如下（相见维基百科的解释）:
第一步永远出布。
第二步和对方上一步出的相同，以此类推
这是个出奇简单的算法。尤其是第一招就出布好像挺傻的，但最终，这种做事准则总能赢得最多的分数。为什么呢？
出布，可以说是一个友好牌。他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善意，虽然这对自己而言危险，等于把赤手空拳的自己把一把匕首交给陌生人一样。现实社会，会有人真么傻吗？
出剪刀，是防卫牌，是不合作的牌，是准备损人利己，或者至少也是正当防卫的牌。
赢得战斗还是赢得战争
对于永远出剪刀的人，他几乎赢得了每一次单独的战斗（不是比对手多得5分，也是至少和对手打个平手）。但最终因为
如果把这个世界简单的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好人喜欢和好人打交道，而坏人也喜欢和好人打交道。最终，是一个好人和好人可以持续生活下去的世界。他赢得了所有的战斗，却最终失去了真个战争。因为，从你死我活的角度来看，他赢了；但从两人整体的角度，他输了。更多的出现在整体失败的回合中的人，也不会积累多少的财富。
对于永远出布的人，也是死路一条。没有原则的“善良”，是没有原则的放弃自己的利益，是最快被淘汰出局的。
对于最终获胜的那个仅仅出于自己的私利（就是获得最多的个人分数），却展示了如下的美德：
这是个很神奇的结论。它从实验和推理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友好，为什么不要做坏人。
现实的意义
这个实验的分数设置是有讲究的，它模拟了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是一个可以双赢的游戏（只有合作，才能让社会总财富增加，自己的那一份也要增加）。
在这样的游戏中，如果只有一次交锋，或许出剪刀是正解。但如果是多次的多人的游戏，最终，选择做好人是可以被验证的正解。
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会需要握手，虽然对方不见得一定会伸出手；为什么在电梯里面需要向邻居问好，虽然在现在的社会，会给与回应的机会不会很高；为什么在竞争的时候，不要出损人利己的招数，因为看似一个公司占了另外一个公司的便宜，却实际上伤害了两家公司所处的行业，最终伤及自己。
做好人，不仅仅是乌托邦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更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任何城市都在对其中的每个人细语。[1]
在你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它总通过各种不经意的途径告诉你些东西。城市说话的方式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经意间的。不是用印在明信片上的那些景点，而是在餐厅里邻桌飘进耳朵里的谈话，或者不经意看到的墙上一行小字，或者仅仅是暮色中看到的一个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这些不是你去主动发现的，而是你躲也躲不开的。
Paul Graham认为纽约在告诉你，你需要更有钱；硅谷告诉你的，是你需要做点新的东西 [2]；而波士顿的剑桥区域，则告诉你，你需要更加有智慧。那么，上海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告诉我们做什么而去做什么，却很容易因为周围的环境而不做什么。最坚强的人，可以义无反顾的在非议中坚持自己的想法，却难以忍受别人的漠不关心。
爱和恨是其实是一种很类似的感情（都是爱），它们的反义词是漠然。在纽约，你可以和人辩论，到底有钱有什么好处和坏处，而到了时尚之都，T型台旁边的人会迷茫的看着你：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吗？这就像在现在的上海，如果你坚持认为在纽约现代艺术馆看到的莫奈的睡莲真的很好，不会有人同意，更不会有人不同意，得到的仅仅是漠然：“你说什么呢？”
重要的不是周围的人和你持相同的观点，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你关心的事情有同样的关心。
上海在我耳边细语什么呢？你的城市又在你的耳边细语些什么呢？
注
[1] 本文受Paul Graham的Cities and Ambition启发。原文说“In a hundred subtle ways, the city sends you a message”，而小玻在一篇blog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每个城市都会向城市中的个体呢喃细语”。我觉得呢喃细语倒是准确的表达了Paul的想法。
[2] Paul Graham认为硅谷的细语是“更加强大”，我倒认为，硅谷在意的，更多的是新的东西。
我2006年写过《六年爱上不正常的上海》。当时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上海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不一样，却说不上来。最近读到陈丹燕的一些小说，发现混血儿或许是解释这个城市的不同最好的词汇。
从文化上说，上海是一个西方和中国的混血儿。她有一个中国的母亲，和一个来自西方的父亲。就像所有的混血儿一样，上海充满着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和迷茫，甚至有痛苦和挣扎。这种混杂着自卑和自傲的说不清的感情，主导者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和其他中国人不能不说紧张的关系。这就像一个中日混血儿所面临的困境，既没有办法同意“日本人都是畜生”的过激言论，也无法同意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类似的贬低。这就是上海这座混血城市面临一摸一样的尴尬。
在西方人的眼里，上海显然是一个中国的城市；而在中国人眼里，上海明显露出西方的影子。上海绝不仅仅是西化的城市，西方文化，是在这个城市的血液里面流动的，是在骨子里的。不幸的是，这个混血儿的身份，又和一段耻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触目惊心，让人不忍去细细追究。
所以上海永远没有办法像北京或者广州那样从容。北京也有被八国联军洗劫的历史，广州曾经是通商口岸，但那都是在一个城市的性格已经形成以后，就像一个大姑娘受了一些欺负，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以后，还可以骄傲的宣称自己仍是大家闺秀。你看，从元代就矗立在那里的建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北京的身份，而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并没有让这个城市改变太多。
上海就有所不同。上海本身，就是那一段历史产生的一个身世不是那么清白的混血儿。除去老城厢，除去松江，浦东这些恰恰被上海人认为不是上海的“调调”的地方，上海的第一块砖头，就是西方人和中国人一起砌上的；上海从诞生的那一天，就是混在一起的。如果把洋人的东西从上海的记忆里面抹去，上海，就不剩下什么记忆了。
别说上海人，就连我这个花了六年的时间才爱上她的人，也对上海的那种特有的情调感到着迷。我迷恋于上海的老洋房。那些有着细碎的小格格木头地板房间，雕着细碎花纹的楼梯，那种30年代木门上纯铜的把手，甚至那种实在不清楚是梅雨季节的霉味，还是老式家具上带有的古老的味道，都让人有种异常亲近的感觉。我惊讶于自己会痴迷于走在武康路的梧桐树荫下，还会兴趣盎然的考证，这条路的原名叫做福开森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这种亲近的感觉，却又不是那么好轻易说出口的，因为这幢房子，这一条路，毕竟不是在城隍庙，而是在曾经的法租界里面，由法国人留下来的。这是一种很纠结，很难以言表的感觉。
不可否认，上海人喜欢租界时候留下的那些建筑。以外滩为例，上海人是那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大楼的忠实的守护者，一个世纪过去了，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动。当最近上海人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把外滩源地带的一幢建国后建造的友谊商店拆除，而在原址恢复了最早英国领事馆的大草坪。这事当然会在全国任何其他的地方被看做是那段屈辱的历史的复辟，而在上海，却是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文化脉络的开端。前一段时间，外白渡桥因大修而要暂时离别它过去一百年在的住所，送行人群打着雨伞，挤满了苏州河的两岸。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上海人对于那座英国怡和洋行兴建的外白渡桥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远远大于后来自己建的友谊商店呢？
不同于英国之于香港，法国之于西贡，和上海对应的，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上海的建筑多是法国的痕迹，市政更像英国，音乐多是美国的，而这里无论标榜是法国餐厅，德国餐厅，还是其他什么西餐厅，首先送上来的，常常是俄罗斯的罗宋汤。。。在上海的记忆里，有日本人的故事，也有犹太人的故事。上海这个充满着嘈杂和活力，冲突和融合的城市，就像一条鱼一样，一旦有任何机会，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游回大海去的，即使半个世纪的压抑也并没有磨平她的这种本能。
顺便说一句，前不久带着这些思考，去厦门的鼓浪屿，恍然发觉，鼓浪屿是另外一个和上海很像的混血儿。上海人，我相信一定是喜欢鼓浪屿的，因为那里的那种中西方合璧的建筑，情调，和感觉，就是一个上海。鼓浪屿上面的咖啡厅，和上海神似。
好了。写到这里，该停笔了。我知道任何触及上海的身份的讨论都是敏感的，它不但触动了上海人脆弱的神经，也触动了其他中国人愤怒的神经。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这个话题必定会引发一场鄙视与反鄙视，歧视与反歧视的论战了。但无论怎样，我想我们应该用包容的胸怀，去包容和欣赏上海这个混血儿。只有我们能够正视一段历史，并且轻松的谈及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走出了一个阴影，开始变得自信，可以轻装走向未来了。
缘起
有本关于风水的书提及，在办公桌的左手位，放一玻璃杯，一直保持6分水，大吉！
解释是这样的：左青龙，右白虎。青龙喜水，左手位放一杯水，青龙随时有水喝，主人的生活就会比较调和。
我心想：“见过不靠谱的，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然后把书扔了了事。
实验
不久前，我整理完桌面，在琢磨玻璃杯子应该放在哪里的时候，想起这句话，决定不妨试一下，把杯子放在左手边，并且盛了六分满的水。同时暗笑自己迂腐，居然这等玄学也信。
过了两天，我就意识到，自己喝水的次数明显增加。每当我有意识的注意到杯子的时候，杯子却总是空的。什么时候喝的？不记得了。于是赶紧盛好水，再忙自己的事情，当再看杯子的时候，水不知不觉的已经喝到肚子里去了，于是又加到六分。。。一天下来，我居然平均能喝八到十杯水。
我之后试了一下，放在右手边，大约4杯左右；放在身后，经常一天不喝水。
道理
万事皆有其理，不过不是原来他们说的那个道理。我就努力的想这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左手边呢？我猜测，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用右手写字，做事情，用鼠标。水杯放在左手边让我们可以在不停下手里的事情的情况下，甚至在不中断思路的情况下喝水。
为什么是玻璃杯呢？我猜测，这是容易让人看到水，从而提醒人喝水。
为什么一定要六分满呢？超过六分满的水一定会比剩一个杯底更容易让人产生喝水的冲动。
以上都是我的臆测，没有经过实验，所以仅仅是猜测。
不过，科学和经验的差别在于，科学在于不断的假设，论证，推翻或者证明中前行。
Brian Wansink就是一个这样的科学家。他写了一本有趣的书，Mindless Eating（《无意识的进食》）。他用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多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他举了写有趣的例子：如果你的勺子比较大，比较容易吃得多；如果把饼干盒子挪开桌子2米远，就会少吃一半左右的零食；如果一边吃鸡，一边有人把鸡骨头拿掉，就比不这么做容易吃更多；如果碗里的汤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人容易吃得更多；如果吃饭的人比较多，人也容易吃得更多。。。
其实这个说法和风水的说法异曲同工，不过一个是经过经验，一个是经过实验，得到类似的道理。
风水 = 方便 + 时间
所以我开始相信某些风水的说法，虽然它经常被包装，被神秘化，被曲解，但有其事八成是有其理的。
风水研究的事情，从来不是可为还是不可为的区别，都是方便和不方便的区别，就像挪一个屏风，摆弄一下花草，换一个床的位置等等。而方便和不方便，导致了每天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差别，但是因为这个区别是在我们的家里，办公室里，我们每天都被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天，两天，甚至几个月或许都不会有什么看得到的区别，但是一年，两年呢？比如我相信，如果我们天多喝一杯水，一年以后，身体还是应该有些变化的。
风水之所以听起来那么玄虚，或许就是因为它产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微小，仅仅是一个更加方便一点点的区别；但是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点的变化，经过足够长时间的积累，就足以产生巨大的改变。
能把一个小改动和长时间的积累联系在一起，看出其因果关系，的确需要几百年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
在从慈溪回到上海的路上，我和朋友谈到关于智商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让我逐步想到了与智商以及社会的标准等诸多问题。
智商
谈起智商，我一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智商，也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到底什么是智商，大家都有些隐约其词。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还有人像模像样的推出了测试的题目，还给人打一个80-140分数。小的时候还挺相信有智商这种东西的存在，坚信智商越高就越聪明，不过现在，智商这东西对于我，并不显得比通过星座或者血型预测未来更为准确。
我倒是相信，人的性格，特质，和能力有个体的差别，研究这种差别是有科学的必要的，但是因为这种差别就认为对于预测未来有任何的帮助，就有些不合理了。
以智商为例。有的人的脑子就是偏向于事实的收集，细节的关注，而另外一些人就是比较善于理论，善于总结和归纳，在细节中间找出规律来。而智商测试，其实就是测量偏重于“总结“这个能力的测试。把智商叫做“归纳总结因子”倒还是准确一点，如果叫做“智力因子”就不靠谱了。测出来智商高的人，的确能够在1, 2, 4, 7, ___ 这个空中填上11，或者在 | \ — / __ 里面填上|。不过，仅此而已。除了能够说明这种特定的能力比较强以外，真的并不说明太多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就更容易成功呢？说不定，要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准了。说到这里，让我花些时间，阐述些不着边际的想法。
不平等的社会
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只不过，我们从根据是否足够强壮到在决斗中胜出的古罗马社会，进化到根据一个人的血统来分配的封建社会，甚至我们还曾经比较搞笑的根据“出身”来决定到底是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还是应该除掉的“地主”的社会，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理论上根据人的才学来做不平等分配。我们还是为了解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用了不平等的方式，仅仅是不平等的根据有些变化而已。
比如今天正在进行着的高考。我的问题是，根据考生的父亲是不是市长或者主任来录取显然已经不能被人接受，但根据学生能不能知不知道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定义就决定他的前途，虽然进步了一些，但是不是依然那么有道理呢？是不是只有可以解出复杂的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才更优秀呢？从单一的教学的角度来说，是的。但是，就像智商一样，它仅仅是衡量了人的一种能力，而我们根据这个能力的衡量，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就不尽合理。如果说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并非正统教育出身其实就已经暗示，这种衡量体系的偏颇所在。
不平等中的平等
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各国都在实行或者努力实行的样板：通过尽量控制在中等教育以及之前的教育的平等机会，给予每一个足够长的起跑期，然后在高等教育或者以后的工作中，采取根据考试和才智来做不平等的分配。这也是不平等和平等的折中。也就是说，先给予平等，然后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选拔，并根据此选拔结果，给予不平等的对待。
对于一个考不上大学的人挺难以回答的难题就是：“请告诉我，为什么你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了12年，获得了平等的教育，却不能考出同样的成绩？”这个问题的确让人尴尬，却无法正面回答。对于成人的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中国明朝的农民家里一贫如洗，他或许还可以狡辩“我并非生于王侯将相之门，纵使我聪明，有能力，我也只能贫苦”，而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竞争更加公平，公开的沿海地区，甚至取消了高考的分省录取，户口制度不再阻挡人的流动，如果一个人没有钱，就挺难回答同样的诘问：“亲爱的穷光蛋，请问为什么你被给予了同样的机会，同样的教育，同样的不加歧视的招聘机会，你却依然这么穷呢？”。在明朝的时候，如果说贫穷仅仅代表着物质匮乏而带来的痛苦这一件事情的话，现在的贫穷，就不仅仅要忍受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而且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了。
所以回到智商的问题上，测出来的智商高，仅仅说明在无数种能力中的一种出众，决不可认为是全面的出众；而这个社会，也切不可仅仅以一种才能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否则虽然打着平等的口号，却可能和封建社会仅仅根据出身就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一样可笑。
多样的社会标准
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很多社会终于可以认可人本身的多样性，用多样的方式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并且给予响应的认可。比如在高考分数的维度上，就以少得可怜的几门课的规定的几百个知识点作为考核，而身体强壮与否没有关系；而在奥运会上，是不是算得出排列组合的题目，或者肤色，国家已经不重要，而仅仅考核身体的强壮。当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标准可供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要被衡量的标准，这个社会才能人尽其才。
换一个衡量标准，这个世界的人就呈现另外一个样子；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人，是社会的悲哀。
注：这是我大学的时候写的一篇分析高中的菜票经济的文章。10年过去了，发现那时候我写的菜票，说的好像就是今天的美元。不过过了这么多年，就算我自己都能看出不少不成熟的想法，但在整理原来的文件的时候，发现了，就不甘心仅仅仍在那里，不如提出来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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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一高（洛阳第一高级中学）是省重点，全市最好的高中，是百年老校。每到高中录取的时候实施直截了当的录取办法–全市的考生按成绩大排名，前面的大约360人进入洛一高，就这么简单。因为是百年老校，所以坐落在比较落后的瀍河区，周边全是居民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商店。旁边的学校也不少，比如林业学校，回民中学等等。这是个相对封闭和简单的经济环境。
买家的货币成为通用货币
像每个学校一样，洛一高发行了自己的菜票，林校也发行了林校的。。。学生可以用菜票在学校里面消费。
学校门口的爽明街，随着大量学生的进入繁荣起来，供应午饭晚饭的小炒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洛一高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比较富裕的西工，涧西等工业和商业区，购买力明显较强。为了招揽生意，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商贩开始打出“收菜票”的广告，因为不收菜票就等于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户群，而此菜票仅指洛一高菜票。很快，洛一高菜票在商贩中流传起来，成为了人民币之外的另外一种通用货币。而林校等其他学校的菜票并不流行，林校等学校也不使用洛一高菜票。
点评：买方的货币会成为通用货币。美国二战以后，强大的购买力导致美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成为主流货币。买方的语言（美式英语）成了最通用的语言。
通过发行货币可以掠夺财富
洛一高的菜票毕竟不是人民币，用普通的牛皮纸印制，洗衣机一洗，就成了纸浆，折得次数多了，也就破了。学校只要发行了菜票，人民币就进了财务的帐，而持有人手里的固定的百分之几的损耗，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了学校的收入，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拿来兑换回午餐或者人民币了。同时，流通在一千多学生，以及外面的商贩手上的大量菜票，等于是学校的无息贷款。
点评：发行货币可以掠夺财富。美国发行了无数的美元，当她的货币成为主流货币时，流出国境的是纸，流入的是黄金，机械，石油和原料。
通货膨胀
在我在洛一高读书的几年中(1992-1995)，洛一高换了两次菜票，样子彻底变了；更狠的是，旧的菜票限期作废。这一下，学生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苦了周围的商贩。手中的菜票转眼间有变成废纸的危险。因为学校的菜票兑换窗口是只对学生开放的，而且限制超过一定数额的菜票兑换回人民币，商贩们只得求学生代为兑换。所以，就有了10元人民币可以换15元老菜票的事情。商贩有所损失，但总比一分钱也拿不到要好。更多的商贩眼睁睁的看这手中的菜票烂掉。
换彩票之后的一段时间，商贩开始拒绝接收洛一高菜票，但只要有人重新挂起收菜票的牌子，那里的生意就会出奇的好，而不收菜票的地方就门前冷落。要不了两个礼拜，洛一高的菜票就又通用起来，丝毫不见了当时经济萧条的影子。洛一高学生相对巨大的购买力，对于靠做午饭为生的商贩如生命线一般。
但是，这手中菜票对于商贩来说是一块心病，所有的商贩都会想办法兑换成人民币。在每个周一学生们回校的时候，聪明的商贩就给出了十元人民币兑换十一元菜票的优惠条件，将手中的菜票成打的快速出手。好在5元一份的菜的成本可能还不到五毛，这点让利还可以接受。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转向商贩买菜票，并在商贩那里消费。当这种兑换汇率稳定以后，洛一高的菜票相对于人民币来说，不知不觉的贬值了。
贬值对于拥有人民币的学生来说是件好事，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午餐。这对于林校以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有吸引力，甚至周围的居民都开始对换洛一高的菜票来买东西，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强大的购买力促进了该货币（菜票）的流行；较低的货币信用，导致它的贬值；而贬值却更加加速了它的使用。曾经有一时洛一高菜票，这样一个中学的货币，在学校附近相当大的范围里流通着，使用者从洛一高的学生，到商贩，到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周围的居民。。。
直到我毕业的时候，这种准货币和相对封闭的小市场还依然这样运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