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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不是试对

我们说创业公司要试错,但话虽这么说,我们脑子里轻巧的转一个弯儿,就把它当作“试对”来理解了。试了呢么多错,当然目标是为了对了。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

二分法害死人。这世界上的事情,要是除了对就是错真实太容易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情形是第三种:叫做业界平均。它既不是错的(大家都这么做),也不是对的(你并不比大家聪明),而是一个不对不错的解。(类比,爱的方面不是很,而是冷漠。甚至和爱,恨,冷漠等真正相对的,是不知道这个事物的存在。)

业界平均做法不见的是错的,这也就是这么多人乐于此的原因,但问题是,这是最大的错。平均的做法会得到创业公司平均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无论试错,还是试对,它们都是业界平均的反面,它们都是一个字:试。

如果尝试,脑子里必须接受尝试带来的结果,就是对或者错。接受对的可能性容易心平气和,如果明明知道会是错的,要不要去试一下呢?

如果有人提议做一件事情,我会问:如果失败了,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是:搞不好网站就废了,公司就死了,我八成会鼓励真的去试一下。如果答案是:放心,就算搞砸了,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很少用户会注意到的。我就会说:要是连失败了都不会有影响,成功了怎么会有影响?还是想点儿错得更离谱的东西来鼓捣一下吧。要的结果,不是小对,而是大错。大错和大对是同一个东西,小错和小对是一对儿的,不错和不对就是业界平均。

这和写文章,讲演一样。观点的鲜明,和绝大多数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不一样才有价值,否则就是在复述所有人知道的东西。不一样,90%的可能性会是武断,绝对化,但只有这样才有10%的对的可能性。

所以,试错就是要带着不错(就是不同)不归的勇气去尝试,毕竟,试对需要的心里门槛远远高于试错的门槛。我虽然不能保证对,但保证错还是容易很多的。

创造价值

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不发生交易,一个家庭的“钱”的数量应该是不变的。比如,在这个时刻,我们象木头人游戏那样喊“停!”,然后谁都不要动,每个人手里的钱的数量就会不动。这个时候假设一种情况:你开始把自己的一个坏了的相机修好了,这个时刻你的钱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你的财富发生了变化,你变得比原来多了一个“好相机减去坏相机的差价”那么多财富,广义上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增加了这么多。

钱仅仅是一种流通的符号。在任何时候,钱的总量应该是比较固定的,至少纸币是这样,因为政府保证了它的稀缺性,就是总量的稳定。如果一个人拿到了一张纸币,一定有另外一个人少了一张纸币。如果广义的把所有电子货币也算进去,其实总量还是固定的,除非中央银行干点儿事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钱是大小不变的蛋糕,我们只是决定怎么分蛋糕,如果多点,有人就会少点。

但财富不是。如果你拿一张白纸出来,画了幅画,你就在改变手里的财富。如果你是个好画家,财富就在增加(我们假设画好画的白纸的财富大于白纸本身,虽然有很多人会反过来),当他不断的画画的时候,财富在不断的增加。注意,不是他一个人的财富,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在他疯狂的画画的时候在增加。

但不幸的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能靠一人之力创造财富的机会慢慢减少,仅仅剩下有限的一些手艺人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修鞋的,开锁的,捏脚的,画画的,写文章的(越到后面,且是越不象修鞋的那样可以真的靠一个人,他们也依靠其它的人才能实现财富),但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群人,是程序员。

我所见到的对于公平主义最猛烈的抨击者,都是一些创造财富的人。曾经和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聊天,他对奥巴马的医疗政策恨之入骨。他说,如果没有极高的收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保证做最好的手术?如果听到世界上1%的人拥有远超过1%的财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公平”,但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到底这个差距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贪污,腐败,挪用,抢劫,勒索,偷盗,印假钞得来的,还是继承,结婚,金融,商业,还是最后一种:创造出来的。

创造财富和变现是两个概念。我们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是并不卖钱而是直接捐赠。财富的定义是“人们想要的东西”。我写了很多的blog,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认为这些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我仅仅把这些创造出来的财富免费贡献了出来而已。从财富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哪些行为在创造财富,哪些不是,而这个过程和是不是看到钱进入口袋不尽相同。

什么不创造财富呢?不是所有创造或者制造的行动才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比如洗车,去除了灰尘,让车变得更轻,更小,但更漂亮了,他们在创造财富;流通环节,大量的批发物品分成小量的零售,这也在创造财富。判断标准是,到底有没有人要这样东西。只要有人要,就是创造财富。我个人觉得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定义不准确,人类劳动并不总创造价值,就像一个人在树上搓痒痒几个星期,这些劳动也不创造任何其他人想要的东西。而且,无差别的也是在现代社会不合时宜的说法。对于程序员和作家这种劳动,如何可以真的界定无差别呢?按工作时常,还是行数呢?劳动一定是有差异的!

如何有效的衡量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价值是个历史难题,且不要轻易去尝试(这种说法政治上不正确。应该说:去大胆的试吧!同时伴随着难以觉察的坏笑)。CEO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位。CEO是可以用公司创造的价值来衡量的,如果把一个公司分拆成每人一个公司并且互相付费好让大家一起工作,每个人都是CEO,倒是一种衡量的异想天开的做法,虽然这完全不现实,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一起做,而每个人都是用自己和周围所有人的平均值来领工资的。

最近开始思考对于软件这个行业,微软的一些做法还是有其先进性的,至少在1995年之前。其中一种做法就是把团队都搞得很小。比如Microsoft Project团队,就十几个人,这样东郭先生和猛男都很容易看出来。比如只有十个人的公司,虽然还是无法衡量每个人的贡献,但至少偏差变小了。一个人的贡献大不过总产出,小也不会比1/10小太多。一个小的团队,你最好找最好的伙伴,因为最终你的工作会和他们平均。对于一个CEO来说,最好找最聪明的人,因为最终你是你找来的所有人的平均值的代言人。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让各个团队松耦合。比如一个工具团队给所有人提供工具,让其它的团队各自相对独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决定,更是一个管理学上的决定,而且管理上的决定比技术决定更重要。通过让工作独立,让一个团队的工作不要和太多的人求平均数,我们其实在提高每个人的产出。

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可能拿到你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好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在一个全明星的队伍里,你还是能够挑出最好的几个。在奥运会的竞技场上,其实是无数的国家自己的冠军在一起争夺冠军。冠军之所以表现好,就是因为我们仅选一名。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我们选的人越多,平均水平一定越低,比如金银铜牌的平均值一定低于金牌,却一定高于全民水平。当一个公司越大,平均水平一定越接近于社会平均水平。一个成功的公司不就是因为它在某方面的能力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吗?我很难想象一个一万人的公司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太高,无论他叫微软还是Google.

我们在创造财富,只有理解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如何安排创造它的活动以及如何分配。

PS. 本文受Paul Graham的很多思想启发,表示感谢。

去看大灰机

沪青平公路(也就是318国道)16公里处,正好是虹桥机场跑道的尽头。降落的飞机比上升的要缓慢,速度要慢些,离地的角度也小。如果是一个刮北风的日子,飞机将会从南边降落到跑道,这是看飞机的最好时机。

这样的装置看起来并不起眼,沪青平公路南边有几个,北边更多。但如果你顺着这一字排开的灯塔看过去,会发现它从南到北依次闪过去,唰唰唰的在地上展现出降落的方向。相当壮观。

大灰机来了。起落架已经老早放好,这里的飞机的声音更象汽车,声音很大,轰的一声过去就安静了。不象天上的声音要缭绕很久。

飞机最终快要降落到跑道上了。

每架降落的飞机象喝醉了酒一般。

  1. 机头并不指向跑道,而是歪着(今天东风就偏在东边)螃蟹一样的横着走。且很不稳定,来回摇摆。有个学术名词叫“蟹式滑降”。
  2. 左右机翼一上一下,象钻头一样。
  3. 机头也一抬一降的,好像蛙泳运动员。总之就看一东西在那里来回动,动着动着,一冒烟就着陆了。
这里有个风比较大的时候的降落视频,我看到的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类似。
整个就是个风筝的感觉。一直动,一直在调整,直到降落。
咳,我又想起来创业公司一直要变就像这个道理。因为风在变,飞机就必须变。如果自己大到这点小风无所谓,倒是可以稳定的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但如果还没有那么大,还是灵活调整些比较好,就算姿势难看了点。

 

别显摆自己的不专业

有很多人通过让自己在其他领域变得不专业来证明自己在自己的领域专业。 - 潘晓良

曾经发生在PM和Dev身上的故事。一个优秀的开发者,自从变成PM以后,他周围的人就误以为他不会写代码了,而且自己也这样认为。成为PM或许让自己在开发上的进步变慢了,但也不至于一下清零呀。

这个故事在商业和技术中间也在显现。我看到过MBA,讨论的时候把“我不懂技术”当作口头禅,好似这么说别人一下就认为他是商业上的专家了。凭什么一个人不懂技术就比懂技术的人更像是好的商业人才呢?为什么一旦MBA懂了技术,别人就不那么把他的商业能力当回事儿了呢?为什么一个程序员一旦能思考业务问题,就有人觉得他的技术不见的很好呢?

成人的世界这种自我定位和主动屏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多少人号称自己不会唱歌?有多少人在最近的5年里面没有画过画了?有多少女人听到带电的东西就惊呼:呀,搞不懂搞不懂的!有多少男人通过炫耀自己每切一词苹果都会切到手?这他妈的有什么好显摆的!!!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开始让自己变的专业,但千万不要故意让自己在其他地方不专业。

为“二”的精神干杯

2005年六月,我写了一片文章,赐名给我,我就火了,其中表达了我对芙蓉现象的困惑。

那天和郑子颖在人民公园附近聊起芙蓉姐姐,两人都大笑不已。郑子颖问:“建硕,你能说明白大家关注芙蓉姐姐的时候是什么一种心态?”

这还真不好说。超级自恋?无比自信?互联网的传播性?审美的多样性?看别人出丑的快感,还是对坚持敬佩?为芙蓉汗颜,还是为自己不是芙蓉而庆幸;或许只是看到太多完美的人的一种逆反心理。。。100个人心中会有100种心态,但总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吧。这共性是种什么状态?什么心态?我的词汇贫瘠,找不出来一个现有的词来描绘它。

芙蓉之后,又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行为,比如木子美,比如苏紫紫,甚至在IT界的李国庆,在投资界的王功权,包括“山寨”这种行为,都透着一种类似的气息。对这个词的寻找,其实已经困扰了我7年。这7年,拜微博所赐,这种气息越来越强了,我却依然找不到那个合适的词。

这就叫做“二”

上周末一个XFounder的活动中遇到简昉,她的解释让我忽然感觉:“对,就是这个字”。简昉说

她们(芙蓉等)诠释了一个词,就是‘二’。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别人的审美标准是什么,我先冲出去,做了再说。如果没有‘二’,世界将多么无趣!

她甚至断定这是21世纪中国人最优秀的品质。

的确,当芙蓉变瘦了,不象以前那么“二”了,也就不好玩了,不前卫了。当芙蓉按照现在世界的审美标准改变自己的时候,她身上最让人不舒服的,刺痛整个世界,让大家不可以忽视的那种力量反而不见了。

“二”带着一种洒脱,一些娱乐精神,让我们可以放轻松,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世界的期望来行为。虽然绝大多数“二”的行为很傻,很错,但那种我行我素,就算千夫指却不为所动的精神在这个层面是相通的。比如,上市公司CEO李国庆,按道理应该口有所遮拦,他却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不爽了就骂,那管当当的股票咣咣的往下掉。虽然我对大多数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二”这一点,还是相当欣赏的,自愧不如。

我们生活里面的确需要多些娱乐精神,这个世界本来可以很轻松,即便“二”如芙蓉一般,天也没有塌下来,我们干嘛还一副端着的样子呢?喝点小酒,干点儿傻事儿,大不了别人说我们“二”嘛。为“二”的精神干杯!

好制度和坏制度

好制度是为了提高效率,让人干更多的事情,比如

  • 把上线时间定下来,每天9点半上线,而不是随意的,避免了每天大家问来问去。
  • 合理的分工让大家不是经常的不确定谁来做某件事情
  • 基本的预算让大家不用在花每一笔钱的时候互相协调
  • 事先确定的开会时间避免迟到产生的浪费

坏的制度为了防止错误(尤其是可以弥补的错误)

  • 任何形式的打卡上班
  • 100块钱也要审批
  • 与行政相关的绝大多数制度,比如在墙上贴东西,领文具等

P.S. Netflix的文化就体现对好制度和坏制度的思考

法律和实践

在西安到兰田晃悠的大巴上(旁边是秦岭的余脉在远处蜿蜒),我向一位法律界的朋友请教如何建立社区秩序的问题。他教会我一个常识:法律(Law)重要,实践(Practice)更重要。

组织经常会有制度,但没有实践,制度就死了。
也会有实践而没有制度,实践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新人加入而被弱化。

百姓网就有很多的实践,口口相传多年,却没有制度。比如书的报销制度等无数的潜规则,这些规则在组织变大的时候开始变得让人迷惑。用制度把实践纪录下来变得很重要。(每一条制度都不应该超过140个字)

你有把枪抬高一厘米的自由

我们在中国现在的世界里,常常做出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很多都是出于所谓的上级命令。这里有一个案例,或许对矛盾中的我们有所帮助。

1989年2月,东德的小伙格夫洛伊试图翻越柏林墙,被当时的东德哨兵亨里奇用冲锋枪打死。他作为军人,是在执行命令。他没有其他选择,不是吗?这多么像现今的我们,明明知道不对,为了逃避对自己的加害,必须去执行一些加害于其他人的行为。

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了,东西德合并。当理智和人性重新回归的时候,曾经的英雄亨利奇被起诉。结果被判有罪,判处3年半监禁,不准假释。

亨利奇的辩护是,他是军人,他除了执行命令没有任何选择,否则他将被惩罚。但法庭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用于法西斯战法的先例,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人类伦理的底线,否则就是犯罪。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2007年在南京和美军的高级军官讨论过这件事情。我说,如果你的上级命令你在伊拉克枪杀平民,你会怎么办?军人的天职不是服从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美军入驻任何地方之前,所有士兵都会有一个叫做”Engagement Handbook”。其中明确规定了士兵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枪杀平民是被国际法禁止的。如果指挥官要求他这么做,他可以第一,拒绝执行,第二,向相应的检查机构汇报。对于虐待战俘等情况,也明确规定了不可以因为上级命令而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产生如此大的国际反响的原因,因为大家以为engagement handbook可以避免当年亨利奇犯的错误,却没有。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看看二战期间以及之后几十年德国受的苦难,看看非洲国家的苦难,甚至看看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比中国文革还疯狂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并不孤单,中国的苦难在很多地方有类似的情形,这是人类的疯狂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依然在这种苦难的漩涡里。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必须开始建立更加长久的内心的道德标准,而不要受现在的世界的影响。我们或许在有些事情上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的确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

如果你是教师,或许你还不能改变教育制度,但至少你可以减少一次对叛逆的孩子的训斥,或者最不济,减轻这种训斥,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路向前走;如果你是城管,或许你可以放一个烤红薯为生的小伙一条生路,不要那么卖力的驱赶他;如果你是互联网的网管,或许你可以让自由正义的帖子哪怕多活一个小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但我们至少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而选择这个自由,是跟随人性的召唤的决定,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

道路的编号

在新加坡,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人口只有4百多万,面积只有720平方公里的地方,邮政编码居然多达6位,而且看起来还用不像中国的200030这样空荡荡的样子。比如: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442 Orchard Road
Singapore 238879

这一百万种可能性等于每720平方米就有一个邮政编码。这是不是有点多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新加坡把每一个幢建筑都编了一个号码。在新加坡的GPS或者Google Maps上,只要输入238879,就可以唯一的表示一个目的地了。

与此相似的美国道路也有这种感觉。有一次从西雅图打车去如下地址:

15600 NE24th St

出租车司机一路狂奔,直接拉到。我说,你怎么知道一万六千多号怎么找?他说很简单呀,15600就是地156路和24街的交界口。西雅图从1道往西,一路遍号过去,到156道,158,159, 160,161, 162这样编过去,只要知道了门牌号,就知道了在哪个街和那条路附近了。同样的2400, 156 Ave也是同样的位置。

P.S. 今年的月饼节,就在新加坡过了。没有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