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

民主的实践从小区开始

比较美国和中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小区”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而美国的“郡”,反而和中国的“城市”很像。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

第一从人口来说,两者有可比性。以美国加州为例,很多的城市人口仅仅是几万,而上海的稍微大一点的小区,人口也要这么多。前一段Google要为整个Mountain View这座城市安装无线网络,炒得全世界都知道,好像是多大的事情。如果仔细一看的话,发现Mountain View只有7万多人,几乎和我所在的小区一样大。

第二从政府的组成。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相类比,倒是让我们可以看明白很多事情。现在上海的很多小区,都会成立业主委员会,而物业管理公司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并靠业主的物业管理费(美国叫做稅 :-))开展工作。说白了,现代政府本来就应该是物业管理机构,并没有像皇帝一样的权力,只不过中国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在小区里面这种小范围里面,已经开始形成了。

第三就是从政府的组织成员。美国的很多城市的权利都来自于city council市政委员会,小城市比如Palo Alto的市长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周六开会的时候才出现,城市的财务等很多人也可以兼职的,这和我们的业委会成员也多是兼职的很类似,虽然是兼职,却是业主的代表,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因为业主全体的大产证上白纸黑字的写着,这块地方,由这些人拥有),物业管理公司的职员虽然是全职,却仅仅是被雇佣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恰好是业主的话)并不拥有这块土地上面哪怕一点的权力,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洗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大产证上面规定的人所有,而他们仅仅是被业主委员会授权使用而已。

第四从外观上来看,你不觉得上海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小区,已经和美国的城市街道(纽约芝加哥这种超大级城市除外)很像了吗?比如标志清晰,车位管理井井有条,保安和蔼可亲,业主安居乐业。这些场景,离开了保安把守的小区,到了真正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就常常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常常谈中国的民主,我倒是对于国家层面的民主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反而对于小区层面的民主非常关心,因为我相信,只有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解决,才是更高层面的民主思想基础。

我热心的作为普通业主参与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在业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争执,甚至是拳打脚踢的动武事件(多次)。主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里面从成立很快形成了几个派别。比较显著的保守渐进的(被另外一方成为“亲物业派”)业主和激进的业主(主张立刻解雇现在的物业公司)。尤其以激进的业主派坚持,必须把不同意见的业主“清理”出业主委员会,才可以真正开始讨论问题。更多的人也同意,要先“统一了思想”,才可以开展工作。

我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很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冲突,折中,妥协直到达成共识的过程。业主会里面,就应该有有各种不同观点人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议事日程,来解决问题。一个人可以有他的想法,但他不能因此就要求先把其他的想法“清除”干净才可以,就像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很多学生激进的阻止其他学生复课一样,口头上要民主,却实质上没有摆脱专政的思维。

我理想中的未来,应该是以承认土地的所有权为基础(现在承认50年的使用权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法理的基础),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的面积内(现在以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内),所有的居民集体的拥有对于这个小区内一切法律规定的民事权益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小区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应该由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居民说了算,而不是由其他一些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的人说了算,更不是由这些人的上级单位说了算。

至于小区里的几千人到几万人,一定有上百种观点,怎么叫大家说了算,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简单多数不叫民主,就好像大家决定在张三家门口修一个垃圾场,很有可能几千家同意,一家反对的方式通过一样,这不叫民主,这仅仅叫多数者独裁。现在的比较广泛接纳的方式,就是成立民选的业主委员会,并由它代理执行权力,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并且要求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或者授权其代为强制执行某些制度。

更进一步说,业主委员会,虽然现在还不是,但是将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政府。它不是民间机构,再说一遍,它就是政府。一个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个小区(或者借用美国的概念,叫做“城市”)的政府。它的权力并不是由一个镇,城市,或者中央政府施舍的,它本身就拥有权力(虽然这个权利因为土地的最终国有,现在还不能从法理上说的那么顺,但至少在50年以内,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这样子,一个上海(我一直拿上海为例子,仅仅因为我对这里比较熟悉一些)就被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区域,而每个小的区域,就是一个小政府。几个小区联合在一起,需要管理一些小区之间的公共事务,比如班车,公共街道等等,就必须成立小区联合政府,而这些小区间的政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区政府)的管辖权,仅仅在各个小区的建筑红线以外的约定的公共区域,这个政府,是没有权利管辖小区内部的事物的,除非各个小区自己的政府共同签署一些条约,并且在本小区推行此条约。这样,小的政府和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于渐进的推进民主,会有帮助。以此类推,以小区的自治,可以推到大区,到城市,由城市到省,由省再到国家。我相信只有在小区层面的民主得以实现,并一层层而上,才是真正稳固的民主架构。

我现在持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历史上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甚至有些小国寡民的影子。绝不认为自己说的就一定对。希望能够和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同一个流程和框架下,进行妥协,折中,直到得出可以执行的方案。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马勒泽布的脑袋

最近有很多热点的讨论,比如: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的事情,比如王石关于捐款的事情,比如范美忠老师(大众称呼是范跑跑)的事情,每次都有些什么要说,却在迷茫中理不出一个明确的思路来;虽随手记了些凌乱的思考,却没有想好是不是应该发出来。发出来的结果,三位同志已经试验过了。这个社会,在0到100游戏中,愿意用近乎自杀方式表明自己选择为10以下的人,需要勇气。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突然想起1789年巴黎革命成功后,唯一一个站出来为革命的目标路易十六辩护的马勒泽布。在路易十六统治下保护《百科全书》和那批思想家的是他,路易王朝被推翻后,为其辩护的也是他。他的行为的后果可想而知,”人民“在断头台砍了路易十六的头的同时,也顺手把他的头给砍了。

如果在18世纪末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它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的道理,我希望300年后,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明白理性和制度对于一个民族的得救的重要。巴黎1789年开始的百年腥风血雨,以及在中国最近几十年出现的重演的历史明白的告诉我们。

马勒泽布虽然和现实的论战的关系不大,但就是不知怎地,看到很多评论的时候,心中总惦记着马勒泽布被不经意扫去的脑袋。

后注: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因为这本书,我把他们写的另外八本书,也一并读了。

商业化市场化的公益组织

最近的地震中,中国自己的公益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集体亮相,让人意识到,公益组织开始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

今天和晓洁聊起中国公益组织的未来。

我觉得还是以前我在微笑图书室3年的顾问工作中体会到的。

第一点,商业运作的原则。

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也和一个公司,或者任何团体一样,将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像有崇高理想的人首先也是人,不能不吃饭,不睡觉一样,公益组织首先也是个组织。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

我参与或者看到的很多公益组织,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坚信,只要以公益为目标,只要是一群一心想做好事的人,聚在一起,自然能做出好事来,效率自然比商业公司高,获得的外部支持一定比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一个误区。

我一直认为,公益组织要商业化运作,这一点和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它要招聘,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工资给自己的员工;它要理清楚自己的财务流程,建立比普通公司更加专业,透明和高效的财务体系;也要做市场,让自己有资金或者人员的支持;也要专注做内部治理的改进等等。这些和公司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区别仅仅在于,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营业额和成本的差额(就是利润)归股东所有;而公益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目标是特定的公共利益,营业额(获得捐款或其他方式挣到的钱)和成本(比如建立小学付出的钱)之间的差额很小,或者保留为未来的公益目使用,而非股东占有。

第二点,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

就是说,公益组织也要回答捐赠者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钱捐给你”的问题。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我放一个捐款箱,或者有个捐赠账户,大家就会给钱,“如果你不给,一定是你的道德问题,或者至少是公益的意识不够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有这种现象,仅仅是公益组织的竞争还没有开始。

公益组织的未来,一定是百花放,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在公益的基金会这个“行业”,可以说还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以前设立咖啡豆俱乐部的时候,就面临个人小额无法设立“基金会”的困境。个人要捐款,除了耳熟能详的几个某某会,某某工程以外还没有足够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诞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解决他们的合法化问题和监管问题,会有非常多的公益组织,为各种各样的公益目标筹集资金,那个时候,每个捐款人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在组织目标,执行结果,资金使用效率,透明度,甚至小到“捐赠者服务”水平等等方面做出选择。

公益组织,毕竟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服务,帮助捐赠者间接地完成某些公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上面,仅仅从事公益本身,并不直接代表着道义上的特殊性,而是那些捐赠者,才是真正这个社会的“好人”。在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公益行业,每天有很多的公益组织诞生,也有很多公益组织在竞争中消失,这样社会的资源才会更加高效的流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让人兴奋的中国高速公路

我上一辈子一定是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从来对正在建设中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最近上海周边的市政建设的规模超乎我的想象。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前几年仅仅当作一个超级大的设想,没想到三周以后就会通车了。我决定一定要开车过去看看。同时,上海到崇明岛的遂桥工程也在掘进中,并且通过大桥和北边的启东相连。这两个超级大的工程,一下就把上海的南北打通了,中国的东部的“湾区”好像正在形成。

大工程是更大的工程的一部分

不过,让我更加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个工程仅仅是一个更大的跨越中国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杭州湾跨海大桥这36公里的高速公路,将成为3710公里的沈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约占1%的距离)。沈海高速公路从沈阳一直通到海口。这条高速公路有一个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名字,叫做G15。在这条贯通全国东部的大动脉上面,还有比杭州湾大桥更加让人难以想象的工程:跨渤海湾的规划和跨越琼州海峡的规划。而崇明岛遂桥工程则是上海到西安的沪陕高速公路(G40)的起点。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洛阳到郑州到开封的高速公路开通的场景。那一条开洛高速公路,已经让我好好的兴奋了一段时间,因为两个城市的距离一下感觉近了好多。不过不久,开洛高速公路的牌子就被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代替了:连霍高速公路。连霍高速公路的起点是东海岸的连云港,而终点是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霍尔果斯,公路全长 4280公里。不久以前,这条东西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被命名为G30。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

2000年第一次去西雅图出差,在旧金山转机回来,我的堂哥曾经提议开车把我直接从西雅图送到旧金山,这个建议让我大惊,那几乎是沿着太平洋开过半个美国!而他说,没有走过美国的高速公路,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繁荣的根源。那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高速公路有印象。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西雅图,从市中心到微软总部所在的Redmond,大家天天上班必走的一条高速,叫做I-90,就好似大家在上海走高架路一样平常,我一直把I-90当作西雅图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是,有一年,我从西雅图到坐了4个小时的过夜飞机,在早上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水牛城Buffalo(尼亚加拉瀑布旁边),哥哥从加拿大的多伦多开车接我(就是那天早上8点钟在车上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的消息),从机场出来,一个拐弯,车子就行驶在名为I-90的高速公路上。原来这条90号州际公路,贯穿整个美国大陆,从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海岸,在我的行程中,和我如影随形。

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I-10, I-20, I-30直到I-90,从西雅图开始的I-5,I-15, I-25,一直到穿越纽约I-95,这些高速公路就像密密的网格一样,连接整个北美大陆。

美国的这个全场4万多英里的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州际公路网络的系统,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直到90年代最后一个红绿灯取消,才最终建成。当时在西雅图的旅馆里研究整个晚上以后,开始YY:什么时候中国才可以有类似的高速公路网络呢?

中国的高速公路网

终于,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也开始从一段一段,最终形成网络了,当我开始重新注视中国的高速公路地图的时候,从北到南,一些陌生的高速公路的名字在地图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

G11 鹤大高速,鹤岗—大连
G15 沈海高速 沈阳—海口
G25 长深高速 长春—深圳
G35 济广高速 济南—广州
G45 大广高速 大庆—广州
G55 二广高速 二连浩特—广州
G65 包茂高速 包头—茂名
G75 兰海高速 兰州—海口
G85 渝昆高速 重庆—昆明
(虽然没有规划,我相信总有一天,G95,就是从新疆到拉萨的高速公路也一定会有的)

除了纵向的9条,横向的高速公路更多,比如:

G12, G16, G18, G20, G22, G30, G36, G40, G42, G50, G56, G60, G70, G72, G76, G78, G80

其中几乎都是像连霍高速一样,贯穿了中国的东西,连接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

和美国不一样的,中国还有从北京发散出来的7条高速公路,
G1 京哈高速 北京—哈尔滨
G2 京沪高速 北京—上海
G3 京台高速 北京—台北 (其中的一个难题是海峡通道的方案,不过比这更大的难题当然是统一的事情)
G4 京港澳高速 北京—港澳
G5 京昆高速 北京—昆明
G6 京藏高速 北京—拉萨
G7 京新高速 北京—乌鲁木齐

当我们还没有适应的时候,这些高速公路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虽然从道路的建成,到很多的人们使用它,到对于经济的影响,到重新经济的发展导致更多的道路建设,这中间的每一步,或许都需要几个10年才会传递到下一步,但就连我这个彻底不懂经济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个网络的建成,一定在未来的100年里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根本的影响。

我喜欢Gxx

今天Wendy 11点钟接了个电话,下午4点时候已经出现在河南的南阳。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报告她的见闻。她说,在飞机场出来,看到了一个标志,是一个硕大的G55的标志,说和我前几天跟她提及的一样。

看来,G开头的全国高速网络不仅仅是一个规划,它真的在我们身边了。G55连接了我的家乡洛阳和她的家乡南阳(这是个大好消息!春节的时候,我们总算可以开车方便的直达,而不用绕道郑州了!),G55也连接了中国中部最北部的二连浩特,和南部的广州。洛阳成为了G55和G30(连云港到霍尔果斯)的节点,而南阳成为了G55和G40(上海到西安)的交叉点。在中国,9条东西干道,19条南北干道,和7条幅辐射这样的交叉点城市会有多少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重要城市都会出现在这个网格的节点上,或者,从这个网格诞生出更多的重要城市。

相比起来,上周三月26日,同一天经历了中国的两个新机场航站楼(上海浦东T2和北京首都T3),以及去年的最后一周上海58个地铁站同时开通,这些让人兴奋的大工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无疑是一个大得多,影响更加深远的工程。总之,我觉得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很有特别的时期。。。。

人性的悲剧性和对罪人的爱

这两天看到广州砍手党的新闻(其实早已经是旧闻了,仅仅因为自己基本不上新浪的原因,最近才关注此事)。 让我震惊的倒不是新闻的本身,而是看到80%的网友投票支持“对于砍手党应该就地击毙”。这个80%的结果让我意识到这个社会一个让人深感担忧的“对罪人的仇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半年前,余虹教授写过一篇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除了“基于亲疏敌我区分的爱”,和“基于善恶是非的爱”这两种我们所熟知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爱,就是“对所有人的普遍的爱,一种爱敌人,也爱恶人的爱”。这正是一种我们陌生的第三种爱。

余虹教授举的例子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中,人们在纪念遇难者时,将爱给予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33名逝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32名受害者。这和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杀害美国学生五位教师和同学后,受害者安妮•克黎利的家人写给卢刚的家人一封的信有些许相似的地方。他们在信中写到:“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种对于罪人的爱,对于我们来说,一度曾经很陌生,不可以理解,甚至不相信它的存在。

过去几年,我才开始理解,把最大程度的怜悯和宽容给予每个人,包括犯罪的人对于社会的意义。

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倾向,觉得错事情的人和自己不一样;犯了巨大的罪过的人,和我们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们问道。

而实际上,他们就是我们。他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在我们面临他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只有借着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克服人性中悲剧性,才能不滑入同样的结果。

犯罪的根源,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体,也因为人性中的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品格,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和历史上众多的悲剧人物一样,酿成自己的悲剧;我们和罪人之间,有太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恨,怯懦,愤怒,贪婪等,就像在罪人身上一样,也在我们的身上;对于有罪之人的理解,也是对人性的理解。

悲剧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尤其是悲剧作品,帮助我们看到人性中固有的悲剧因素,不露声色的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就是悲剧的主角。比如:当我们反对一桩婚姻的时候(不论是因为任何不可以接受的经济因素,或者因为嫁给的是你不喜欢的国家的人,甚至因为两个人是同一性别等等),我们应该看一看《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们就是那族人,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当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某些人物因为某些我们也无法确认的罪名而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药》:我们就是那围观的群众,而我们却依然兴奋的鼓着掌!当我们在开始攒钱准备买一辆我们买不起的车的时候,《项链》善意的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贪图虚荣的马蒂尔德夫人,我们却以为我们开始了幸福的旅程。。。

悲剧作品就是帮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轻易的成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有人拿刀砍人,不是因为他生性和我们不同,而正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摸一样,和我们一样会愤怒,会被愤怒冲昏头脑,会失去理智,所以才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有话好好说》是一部有趣的表达这个意思的中国电影:我们还没有拿起刀砍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被“逼急了”。通过转换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人增加些理解;对犯了错的人在谴责的同时,会多一些同情,怜悯和宽恕。

憎恨罪恶却对有罪之人心怀怜悯

我们憎恨小偷,但请假设这个场景:他的孩子饿得哭了一夜了,他曾经试过跪求人们的施舍,却没有人愿伸出援手,他简单的脑子里能够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尝试过了,留给他和他的孩子却只有一条路。为了孩子,他选择了偷。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虽然依然会谴责他犯的罪,但是我们在道德层面,是不是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优越感?如果换做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做同样地选择呢?我们和那个小偷确有一样的求生的本能,一样有对孩子的爱,一样有对于被抓而遭到毒打的恐惧,这都是我们共同人性。到底我们应该埋怨着个小偷多一点,还是埋怨这个没有给予一个个体足够关怀的社会多一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由此进一步考虑,如何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可以让流浪的人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证,而不要只给他们一个选择,逼他们去偷,甚至去抢?这个偷东西的罪,难道不应该由社会(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偷瘦弱的肩膀上分担一些吗?

虽然不是每一个小偷都有例子中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每一个小偷后面,一定都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了解的故事。我们假想如果他们受过了基本的义务教育,如果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如果这个城市能有更多的机会,甚至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要给他们灌输那么多的不劳而获的想法,他们(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另一个我们)或许就可以远离罪恶,不是吗?

砍手党的故事

对于砍手党,我看过其中一个成员在被捕的时候讲述的故事:他来自偏远的山区,从村里仅有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大城市里让他想都不敢想的繁华。他到广州打工,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活下来,结果老板欠薪逃跑,自己在工地上摔成重伤,没有人为他付医药费;离开医院的时候,背了一屁股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他求救,社会没有给他任何的同情;在春节有钱人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他连家都回不去。于是他恨这个无情的社会,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带金链子的手镯,拿最贵的手机,而他不能;他加入砍手党,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他应得的公正。。。

这个故事或许经过了编辑的加工和煽情,我没有办法核实是否是事实,但我判断类似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并不少见。这也是马加爵的故事。哪一个暴力犯罪的人,没有类似的先受到伤害,接着以暴制暴的故事呢?

仇恨,冲动,逞强,懦弱,贪婪,绝望,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很容易突破理智的防线,并酿成悲剧。每一个杀人犯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或许和我们在同样的场景下做出的反应完全一致?仅仅我们如此幸运,还没有被命运的玩笑捉弄而已。拿我来说,当有时不知道什么哪里来的冲动就会和旁边的一个插队的车抢道,而在此之后,才想起“当懦弱的理智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开始行动”的道理。

对于砍手党这样的严重犯罪,我们的社会不缺少惩罚的机制,缺少的是深深的怜悯。即便是对于罪恶深重的罪犯实施死刑的时候,也应该由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来分担更多的罪责,并通过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更小的城乡差距,更可以依赖的司法体系,更稳定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来减少触发人性中悲剧因素的环境,来减少犯罪,而不仅仅是在对个本来已经问题多多的社会雪上加霜,通过投票支持“就地击毙”来再额外关上一扇可以本通向希望的大门。

师北宸翻译:中国的户口制度

译言师北宸先生帮忙把我一年半以前写的篇关于户口制度的英文blog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译言上面,还专门写信告知。非常感谢,也顺便把译文转载过来。

值得说明的是,这篇blog的很多的细节在自己人看来就不是那么准确,因为本文原意是为了向对中国一窍不通的外国人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所以这个精度倒也应该够用了。还有,自己些点英文的破文章还让人翻译成中文,真是汗颜,非常不好意思。

原作者: 王建硕 译者: 师北宸 (Blog) 发表时间:11小时57分钟前 原文链接

译者:因为看到未来三到五年内可能取消户口制度,我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搜到王建硕先生的这篇文章,结合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中国的户口制度,也算是对户口制度的一个简单介绍。现在翻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能再翻译一些老外对户口制度的亲身经历的文章发上来就更好了。希望这些信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进而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哪怕力量微小,也值得一做。
update:本文已经获得王建硕先生的授权。

原文请见:HukouSystem in China

当身处现有体制之内的时候,你很难认识到体制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当你有机会与其他国家的人讨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巨大差距了。

今晚我和好朋友一起聊天,聊得很尽兴,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居住许可制度(户口制度)。说实话,在我亲口解释之前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说完之后,我觉得户口制度根本毫无道理,而且从我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也很吃惊。那下面我来说说什么是户口制度。

什么是户口制度?

从根本上说,户口是政府给提供给公民的居住许可。它的发放以家庭为基础。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记录着家庭成员信息的户口本,这些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婚姻状况(如果已婚,要注明配偶是谁)、地址和你所在的单位…

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

1980年以前的户口状况

在1980年以前,户口极其重要。人们被限制在出生的一小块地方(户口所在地),直到死亡,他们也不能迁徙。他们可以出行,但是在外地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工作,不能享受公共服务、教育甚至买不到粮食。这就像带着B-1签证(商业)[注] 去其他地方旅行——你可以参观,但是不能在那里工作(这是非法的),不能去学校(没有学校会接收),不能去医院(没有户口,医院不会对你进行治疗)。至于粮食,在那个年代,无论你有多少钱都买不到粮食。你需要用粮票(兑换粮食的货币)和钱一起使用才能买到粮食。粮票只在你的户口所在地的政府发行,所以,基本上如果有粮票的话,你可以生活一段时间,但不会不长(尤其是考虑到那些由某个省或某个市发行的粮票,不能在其他省份或者城市使用)。

因此,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户口的话,人们基本上不能迁徙。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国内迁徙,但是他们的生存状况几乎就像美国的非法移民一样。

把户口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获得美国绿卡一样难。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甚至更加困难——户口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农村户口,另一种是城镇户口。从农村迁移到农村容易,但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很难——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而且仅在非常少的情况下可以“农转非”:1)你考上一所在某个城市的大学,或者2)你的配偶是城里人。这两种方式,你都要等很长时间。每年户口发放都有名额限制,所以你得和别人抢才能拿到户口名额。

1980年以后的户口状况

1980年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户口的强制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变化开始于不再需要凭票购粮——有钱就行。对工作来说,有没有户口还是有巨大的差别(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已经可以迁徙了。

这使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去寻找工作——劳动密集型工作——成为了可能。最典型的就是纺织厂的工人、建筑(原文为consitruction,查无此词,据此判断有可能是作者笔误,将construction写成了consitruction,因此译为“建筑”——译者注)工人和保姆。但是,这些农民工的子女的教育问题仍旧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因此在某些地方,专门为这些没有户口的孩子建立了学校(民工子弟小学)。从个人感情上讲,我觉得这甚至比当年将“黑人和白人分别对待”的政策还要令人难以接受。

现状

现在,户口不再扮演像以前那样重要的角色了,但是有户口和没户口的人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举几个方面为例:

1)医疗保险。比如说,住在上海但没有上海户口的外地人不能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如果生病了,他/她得自掏腰包付医疗费。不过这倒不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业保险可以保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

2)工作。许多工作要求有上海户口。这其实是一种歧视,但是因为政策上的原因很多公司老板必须得这么做。

3)安全。广州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几年前去了一趟广州,朋友跟我说一定要随时随身携带身份证。警察可以随时在街上拦下一个人来检查他/她的身份证。如果他们身份证上的地址不是广州,而且他/她又没有临时居住许可(即“暂住证”—译者注)的话,警察有权把他/她扣押并遣返原住地。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干的。这个政策直到2003年才被取消,因为那时一个叫孙志刚的人在扣押期间被打死了。

户口和我的故事

户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没上过幼儿园,因为在我5岁的时候我搬到城市去,但是没有得到户口。为了拿到户口花了很长时间,所以幼儿园拒绝接收我。一直到7岁拿到户口之前我只能呆在家里。如果那时候我没有拿到户口的话,我甚至不能上小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1982-1995),我的户口在洛阳。当我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之后,我的户口也临时性的迁到了上海交大,户口在学校放了四年。我毕业的时候,我的户口又有了危险,我必须找一个当地的高科技工作,并能在有限的户口名额中拿到一个名额才行。标准非常高——你必须在特定的专业上,有好的档案记录,在特定的地区被雇佣。这完全跟加拿大或美国的移民一样。再回到我的故事,最后我拿到了上海户口。就这样,我把户口从学校转到了上海的另一个地方(我甚至都忘了那地方叫什么了)。直到三年后我买了自己的公寓,才得以将户口从那个地方转到我的公寓地址。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我现在的居住许可是在上海,在我自己的公寓里。

如果我去北京,也会有一些麻烦。根据相关政策,我得拿到北京的暂住证。“暂住证”制度是原有户籍制度的一个大进步,至少我可以有材料证明我是合法的呆在这个城市。(相比于以前,是没办法做到这点的)。尽管如此,这仍是恶法。人们也不禁要问:“我为什么要‘暂时’的住在我自己的国家里”?

户口制度带来的挑战

虽然现在的户口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一项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制度,但我也能看到如果取消这项制度,将带来很大的挑战。政府给人们不同的户口,人们享受的权益也不同,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更明显。如果取消户口制度,我相信在短时期内会产生混乱——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及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很大的问题。这就像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界都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夜之内自由的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可以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将是这一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P.S. 当我们讨论商业的时候,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像美国人一样那么频繁的迁徙,所以买房卖房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不会迁徙”。我说:“哎,那就说来话长了。”你看这一整段历史,非常长,不是吗?:-)
P.S.2. 我今晚会开车到住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朋友的家里,有51英里远。这在中国难以想象——到82公里远的地方吃顿晚饭然后当晚再回来?太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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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帮老冒做个广告,他正准备找到一些中国最优秀的程序员到都柏林的微软去工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里。不过注意,可是最优秀的。。。

美国的几个片断

每次的美国之行,我都执意要和更多的本地人聊天,来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在我整理上周六天的行程的时候,有几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要告他们!”

周日一大早从San Jose开车到Berkeley,和几个月前认识的一对夫妇吃早餐。妻子 Manulea 是 Berkeley 的 City Attorney(城市的律师);丈夫Chris是加州城市联合会的主席。在我们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的时候,Manulea说加大伯克利分校在建体育场的时候,砍掉了当地的几棵橡树。Berkeley这座10万人的小城市的人们曾经集体立法保护这个区域的每一株橡树,而加大Berkeley分校居然砍了橡树,Manuela就开始告他们,估计有巨额的赔偿要求,虽然他们答应每一棵橡树都会补种三棵,但胜诉的可能性不大。

以前一个blog的读者提及如果把美国的政府当作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很多事情会容易理解很多。而这件有关橡树的事情,就是物业管理公司代表业主对不遵守业主公约的情况的诉讼。

“我的全职工作,就是不让他们这么做”

在Berkeley靠近San Francisco的水边,是有上百个泊位的城市船坞,泊位的收费作为Berkeley每年两千万美元的城市收入的一部分。我们在船坞边讨论城市预算和税收。Chris提到:“现在州政府居然想要告诉我们城市怎么花我们的钱,甚至还动了念头来那我们的钱”, “我的全职工作就是不让他们这么做”。

在美国,城市收什么样税,州收什么税,联邦收什么税是泾渭分明的。比如联邦仅仅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营业税,而州可以决定是不是收销售税(买钻戒一定要到Oregen,那里免销售税),而更多的税,像物业管理费一样,交给市政府,市政府用这笔钱来做公共的事情,比如交通和环保。

Chris要做的就是我听到得很多的一个词,Check and Balance。Check: 所有的权利都需要有人去检查,确保使用正确;Balance: 所有的权利也需要其他人或者团体的权利来与之平衡,确保不会无限扩大。

城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对抗和权利均衡,形成了最终的人民的权利的保证。

修桥期间,公交免费

Chris和Manuela给我指去旧金山的路的时候高兴的祝贺我,说海湾大桥在几天前刚刚修好通车,我可以走这座大桥了。

从Berkeley到旧金山的唯一的跨旧金山湾的大桥,就是湾区大桥。这座桥需要彻底关闭,换掉一截再向公众开放,而这会影响到Berkeley的居民。为此,市政府(我还是把它理解成我们的物业管理公司)提前半年就做广告(花去了2千万美元中间的一百万作为广告费)告诉大家政府要利用劳动节的三天修桥,并且在此期间地铁和所有公共交通免费。对此,居民们还算基本满意,虽然抱怨之声依然不断。

对于公家的,还是私有的,这个概念在美国分的真是清晰无比。公家的东西,真的是自己的东西了。地铁当然可以免费几天,公共交通当然可以为了公共的利益有所调整,因为归根到底,每个市民是交了税的,出了钱的。政府仅仅是用来管理这部分钱,在不同的部分之间分配的机制,而不是用来把钱从大多数人手里放到少数人手里的工具。对于任何公共的东西的涨价,当让要问一问它的主人,就是城市的所有人民再说。

修改城市规划

在Campbell这个人口只有3万8的小镇,我和美国的Carroll, Jim一家吃晚饭,一起加入的还有Shiloh,就是以前曾经花很长时间给我解释美国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那个女孩子。

Shiloh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和城市里的其他36个人一起,重新修订San Jose的城市规划。这个规划详细的规定了城市的方方面面,从人口规划,到建筑风格等等。这些规划最终由这个城市的所有有投票权的人通过。规划每十年修正一次,修正计划为期两年。

Shiloh很高兴地说,如果两年以后,新的城市规划通过,大家都认为更快的交通可以帮助San Jose的经济发展,说不定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内,旧金山的地铁就可以通到San Jose了。美国做决定的过程很慢,但它确保不要有大的错误,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的Z字形震荡。

Jim和小额法院

吃饭的时候,Jim跑题到了几天前的经历。他把衣服送到干洗店,结果被洗坏了。于是他要索赔,对方说按照干洗协会的条例,他们只能赔干洗费用的一倍。Jim和干洗店主一起到了Small Claims Court,就是小额争议法庭,双方讲过过程,法官说:干洗店的行业条款无效,应该照价赔偿。于是当庭Jim得到了300美金的赔偿。

简单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而实际上,也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几天以后谈及分类网站的面对面交易的时候,另外一个美国朋友问:“中国有小额争议法庭吗?”这。。。

一个地方真正重要的,倒不是有一个无比正确的政府,而是一套真正行得通的司法体系,一个可以在两个个体之间解决争端,保证权利的机制。这个机制,是自由经济发展的根本。

玉米地

Jin带我去看硅谷的一个奇观,就是在寸土寸金的Sunnyvale有一大片玉米地。

这片地旁边的就算一幢房子,也是百万美金的价钱,何况这广阔的土地。土地的主人特有个性,就是不卖。在美国是没有钉子户的概念的。这个天价的土地,对于他的拥有者Joe来说,就是用来种的,而不是用来卖的。他把新鲜的南瓜玉米在他大的棚子里面卖。

这块玉米地,不仅仅是Joe愿意保留,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保留。

“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和Six Apart 的 Ginger一起看了一场美国典型的棒球比赛。地点是旧金山AT&T Park球场,双方式旧金山巨人队和亚利桑那Diamondbacks队。适逢那一天是九月十一日。开场的时候,旧金山警察局长唱了一首“God Bless American,my sweet home”。我问旁边的人,这在美国是一首很流行的歌吗?出乎我的意料,回答大意就是:“这是以前那个时期的所谓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或者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流行的时候的产物。。。”

在美国,更基本的信仰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用打着集体或者国家的名义剥夺任何一个人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对于美国这个表面概念的不屑和对于自己在的这个制度和自己的权利的保障的那种自信和自豪这两种冲突的概念却可以并存。

美国的几个片断

我每次出差的白天完全由工作会议占据,留给我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末的部分时间。在非常少的时间里面,和非常有限的一些美国人的接触,给我留下的几个记忆的片段拼在一起,让我更多一点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运行的。这些片段让我在回答KQED广播电台对于美国印象的时候,我说,“美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找到了很多人共同决定公共事物的办法,而很多国家还在努力的寻求这种方案”。

谁是规则的制定者

前言: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差异,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哪一种方式最适应中国,我一直在思索,却没有什么结果。有的时候就写点东西,记录下零星的想法,只存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偶尔翻出来看看。现在觉得不如把其中的一些贴出来。毕竟我没有任何的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常识,,请大家指正一些可能是幼稚的想法;我也没有在美国居住过,道听途说的一些事实估计也会和事实有些出入。如果大家有更有趣的事实,或者纠正其中的一些说法,还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当前一段在讨论中美的差异的时候,对待规则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异。一些人活在规则里面,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另外一些人活在规则外面,规则是最好遵守的。这个差异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最近几次在美国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的几次观察的对话,似乎让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些原因,核心原因可能就是:谁是规则的制定者。

说不的权利

以前曾经考虑过私有财产,发现每个人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面,拥有很大的制定规则的权利。比方说,在美国,我见到的”NO”比任何地方都多,无论是”No Parking”,“No Trespassing”, “No Smoking”, “No Entrance”,各种各样的No。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过自由到底是什么,显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叫自由么?后来发现,在美国自由权利的限制比在国内还严重,但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贴出这些牌子限制别人的自由的人,不是政府,不是有特权的人,恰恰就是这些私有财产的主人。

在一个普通的商业街道上溜达,发现每间商铺都有各种各样的牌子,有的写着”No Pet Beyond this Point”,而可能隔壁就写着”Pets welcome”,随着所处的位置的转移,规则的制定者在转移,规则也在变化。在自己的家里,你可以贴出牌子,在我的地盘上不允许戴眼镜;无论多古怪的规则,别人如果进入这个领地就必须遵守。每个人有不进入其他人的私有地盘的权利,但是一旦进入,就必须按照主人的规则办。(当然,有一些基本权利,所谓的基本人权,比如生命权,是随着人走的,在任何地方都必须被尊重的)。在上周三的一个晚餐会上,我和朋友谈起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如果你的私有土地大得足够修一条路,你是可以规定在这这条路上左行的,并且你的孩子在这条自家的路上开车,是可以没有驾驶执照的。这些,好像都是我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朋友都熟知的常识。

自由,或许就是在自己的底盘能上说不的权利。

公共土地的规则

说完了私有土地,那么公共的土地呢?比如一个城市,决策的过程是什么样呢?

美国的城市和中国还有些不一样,或者都不应该翻译成城市。比如Mountain View,2000年数据:70708人。现在随着Google迁入,应该大于这个数字,但应该也差别不大。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 Alto是58598人(2000年数据)。这些数据都让人觉得美国的一个城市的大小,和上海的几个小区的总人口相当。

上一次在Carroll家里,和Sarah花了一个多小时探讨关于美国的市政规化。那时候天色已经很黑了。Carroll的家,在硅谷靠近海一边的山顶上,向东边望过去,硅谷从旧金山到San Jose连成一体的灯海让人觉得好似在科幻片里面,这是美国人口非常密集的区域。

Sarah指给看,就在这一片璀璨的灯光之中,有一片整齐的圆形的区域,却没有丝毫的灯光,我还以为这里是一个公园或者山头,Sarah告诉我,这是一个城市,名叫Saratoga。

Saratoga是个有个性的小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投票决定,Saratoga应该是一个美丽的,田园式的小城市。在这个城市,他们禁止任何的商业,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商业部分。没有商业,也就没有足够的税收可以支撑每天的路灯的消耗,于是大家决定,Saratoga不设置路灯。晚上,开车经过Saratoga,就恍然如进入了田野,倒也别有一番风味。Saratoga人口两万九千人,是个富人区。

像Saratoga这样的有个性的城市美国很多。当一户人家搬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必须认可这个城市的规范。这种规范,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法律。每个城市的法律,看起来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本来就几万人,倒还真不至于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法律体系来,但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构成了这个城市的规则,是每个人都必须,也愿意遵守的规则。不同的性格的城市吸引了不同性格的居民。美国有那么多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法律体系,每个人有选择在任意州居住的权利,但同时迁入一个州,城市或者小区(neighborhood)也就必须遵守这个地方的一些约定。这就是公有土地的规则。

规则的制定过程

Palo Alto也是个小城市,市长和9个市议员可以全职,也可以兼职,每一年换届一次。在听证会的时候,任何一个对议题感兴趣的市民都可以到场旁听,并且后面有一段发言时间,每位市民5分钟(不能超时),市议员必须听完,并作出反应,这些都会影响决策的结果。这是一天晚上,在Palo Alto的Coupa咖啡馆里,Tina将给我的故事。她也正好在这方面做研究。比如最近的一次就在讨论,Palo Alto是不是也要在全城安置无线网。在听证会上,有的市民动之以情,说自己家中的隐私会因为无线网络被邻居窥探;有的市民晓之以理,举例“Mountain View”就因为这件事情让它在全球多了很多的媒体曝光机会,带动了城市的繁荣。这样的讨论持续进行,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制定一个城市的法律。

Campbell也是这样的小城,在Saratoga和San Jose之间。那天和Sarah探讨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提到了当地居民和当地高科技公司的矛盾。居民在十年前的城市规划里面规定了不能有任何一幢新建的房子,当地的自然部分必须被保存,而几百家硅谷公司组成的商会在抱怨房价的不断上升,导致高科技公司的人力成本过高。规则就是在两种声音的冲突,讨论,妥协中达成。

城市和小区

上周五晚上,一个人在加州Monterey南部的一个小城市Carmel By the Sea溜达。这是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城市。天蓝的太平洋就和美丽的沙滩在小城身边伸展,美丽的西班牙式房子藏在绿树后面。总之,真的很漂亮。我刚刚查了一下,2005年的人口:4000人!估计全美一万九千个城市中的很多都像这个城市一样。我信步走到了City Hall旁边,看着布告栏里每周都有听证会,来决定这个小城市的事务。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规则。我看到的正好是在2007年的住家车牌发放事宜,只要证明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住户,或者房屋的拥有者,就可以花15美元获得一个2007年的住家停车证,可以有些特殊的权利,比如在城市里标着30分钟停车的地方停90分钟,在特殊的只给居民的地方停车处停车等等。

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人在我的blog里面留言,就说美国的市政府,和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非常相似,只负责向租户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这种说法对我了解美国的城市很有有帮助。那天和朋友走在上海的一些新建成的大型小区里面,我就说,这些小区的感觉,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很像了 – 鲜亮崭新的黄色标明的不可停车道路,各种完善的标志,每半年就重新修缮一下的公共设施,没有人踩踏的草坪以及小区里幸福的遛狗的居民。我看起来,美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很像小区模式,也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主”的模式。

规则是谁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规则是自己制定的(比如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自己参与指定的(比如说在自己的城市),对规则的尊重就比较容易达成。在中国,我们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就是上面的规则,而不是自己的规则;我们说“法不责众”, 如果众多的人都不以为然的法,那是谁的法?必然是少数人的法。

最后,想起来一个小插曲,就是在Santa Cruz我们开始5天的培训前,在房间里的二十几个人一起提议之后五天的行为规范,大家每个人都提一句:比如“一次只有一个人说话”,“准时”等等。当提到手机的使用的时候,却发生了分歧。有人提议“这是对每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周,建议我们全程不使用手机”,而有人认为“我的两个孩子可能随时打我的电话,我答应他们我会随时接听”,结果,全体通过的规范是,“保持边门敞开,所有的人手机调到振动,并且有来电的时候,可以随时离开,但必须走出门外才可以接听。”大家都对这个结论表示满意。这个规则,在之后的五天中间,没有人打破。这让我又一次来思考,中国的未来到底如何制定规则。

被围墙保护还是被法律保护

这是我第四次长时间的呆在湾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近距离观察和思考美国的社会结构。比如最近,我就在研究的一个在美国到处可见,而我却在以前根本不认识的单词 — Trespassing(侵入)。

什么叫Trespassing

Carroll和Tim夫妇是我在Cupertino的好朋友。这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他们的最小的儿子和我差不多一样大。我们认识是因为他们是我的英文blog 4年来的读者。每次来到湾区,我都会到他们家里去做客,聊聊天,更深入的理解一下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眼中的美国社会。上一次,我们谈起这个让我疑惑不解的词。Jim是这样解释的:(请注意,这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对这个词的解释。我很惊讶于他对法律的了解)

私有的土地

美国所有的土地都是个人私有的或者或者集体所有的。在一个人的私有土地(Private Property)上面,不经过这个人的同意而进入他拥有的土地,就构成了Trespassing。比方说,如果有人溜达进入了他们家的地域,而没有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是入侵行为,他有权利让这个人离开。Trespassing是一项犯罪 。比如在德克萨斯州,直到现在土地的主人依然有权开枪打死天黑以后的Trespasser。曾进看到过这样一个超强的警示:“No Trespassing. Violators will be shot; Survivors will be shot again”。(严禁入侵。违者开枪。幸存者补射。)

好在仅仅在德州,在加州,土地的主人的权利是被有所限制的,比如不能伤害入侵的人,只可以打电话报警,并且起诉Trespasser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硅谷高科技公司一日游,其实都是Trespassing的行为。当我知道了以后,至少下一次不会再这么大摇大摆,理直气壮的在其他公司里面转悠了。当时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所有的公司都没有围墙,大家可以随便进出,而且这些公司门口的停车场空荡荡。(按我的思维,如果我住在附近,我就把我的车停到对面公司的停车场里,反正没有任何的围墙)。其实,这些公司入口的”No Trespassing”的牌子,功能上面就相当如围墙。没有受到邀请,或者没有正当的商业的理由,是不可以进入的。

Jim还提到,如果来问路,邮递员投递,或者警察执法的过程中(他们被称为Invitee),或者明确表达了允许进入的意愿,是可以进入的。这让我想到很多的公司在访客进门以后都要发一个“访客”的牌子,从根深层的法律意义上说,拿到了这个牌子,就是书面的承认了这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合法进入的身份。

进一步讲,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土地不归某个个人或者家庭拥有,而作为公司的财产,是由公司的股东拥有的。政府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司,代表全体居住者拥有城市里的道路,公园,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联邦政府拥有的部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部分,也是明确的界定的。美国的怪现象之一就是,警察追逃犯,如果逃犯一旦进入了州际公路的入口(Freeway Entrance),警察就不能追了,因为这已经是另外一家公司(联邦政府)的私有领地,而不是自己可以执法的地方了。

围墙保护还是法律保护

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事实上的保护(围墙圈起来)是最重要的保护;而在美国,土地是被法律保护的,就是说别人不是不能进入,而是不允许进入自己的土地。

从一个Trespassing的定义,以及一个普通居民对它的理解上面,让我更加容易理解很多的美国人在中国做的“傻事”。比方说,知识产品保护在美国仅仅是土地保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的一个自然的延伸,而在现在的中国还不是一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概念。关于规则,在美国是”必须“的概念,而中国就是“最好‘的概念。在我们要求美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时间去了解美国。当我们以一个一个的案例,了解了美国式思考的背景,跨文化和跨社会结构的沟通才变得更容易。

这里是我拍到的一些关于Trespassing的照片。